《水浒传》虽然是以北宋末年的史实为创作题材，但并不完全反映真实的历史，它更大程度上是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作出的思考。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社会观念发展到明朝，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已达到很深的程度，特别是对女性行为规范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一旦出现不符合这套规范的人和事，其结果必定是招致社会的谴责，作者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环境下的文人，也不免受这种社会风潮的影响，所以对那些不守妇道、作恶多端的女性持批判态度。通观整篇小说，可以发现，作者对正面女性形象往往是用笔墨很少甚至是一笔带过，而那些反面人物却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展现。若说出轨，恐怕无人能抢她们的风头了：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另外还有卢俊义的老婆贾氏。

      一、阎婆惜：当妙龄女遇上大叔

阎婆惜，本是东京人氏，与父阎公、母阎婆一家三口来山东投奔一个官家亲戚不成，流落街头，其父阎公又得病死去。碰巧遇上宋江，宋江不但花钱埋葬了阎公，还送了母女二人一锭银子。为了报答宋江，阎婆将女儿婆惜典与宋江为妻。但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枪使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阎婆惜却是“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对比之后可以看出，宋江与阎婆惜在相貌、身份、年龄、志趣诸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差距和不协调性，无怪乎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了。这也不难理解，当初阎婆惜是奉母命“典”与宋江的，换言之，她完全是母亲报答宋江的器物，并无感情基础可言，甚至可以说这压根就不是一桩婚姻，而更像是一笔人情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阎婆惜便跟宋江的同事张文远成了“好事”，以至于“并无半点儿情分在宋江身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在生理和心理上对性的渴望是毋庸避讳的，却嫁给一个不好色的郎君，她内心的怨恨、精神的压抑必然越积越多，最终走向极端，并且在红杏出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宋江即使知道了，也是装聋作哑，“又不是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宋江果真是心胸开阔，还是自我安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番心理活动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阎婆惜在他心里的分量是无足轻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古代是男女婚姻幸福的主导，倘若真是明媒正娶的妻室，宋江想必也不会表现得如此无所谓。他确实在阎婆惜母女两人落难之时帮过大忙，但问题是“爱情”和“恩情”一字之差，却相差甚远，宋江显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并不在乎阎婆惜跟谁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在乎与不在乎，而这对矛盾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阎婆惜更加怨恨宋江，她一定会瞅准机会报复宋江。后来她以招文袋中晁盖给宋江的书信和金条相要挟，敲诈宋江，无疑是一种报复心理的实践，而她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打算。她明白，张文远虽然懂得风月，却是个穷光蛋，宋江虽然能给她钱，却是个“性冷淡”。因此她必须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制衡点，让宋江为她和张文远的鱼水之欢买单，而此时宋江的软肋正握在她手中，当然要狠狠敲上一笔。贪心不足是阎婆惜送命的重要原因，她可算是“人为财死”的典型例证了。

 阎婆惜的人生悲剧在于：第一，她为了报恩，嫁给又黑又矮的宋江，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抵押在了一个跟她丝毫没有感情的男人身上，又用错误的途径去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招来杀身之祸，这是她的命运悲剧；第二，她以书信要挟宋江，甚至不惜失掉女子的仪态，污言秽语辱骂宋江，完全不念及宋江的恩情，欲壑难填和忘恩负义是她的性格悲剧。

       二、潘金莲：水性杨花和风流成性，天生一对

 潘金莲，是历来为人所诟病的一个形象，也是《水浒传》着力批判的一个形象，她勾引小叔子不成，又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甚至谋害亲夫，于是被冠以“毒妇淫娃”之名。

 她本是清河县一家大户的使女，年方二十，被主人看中，但她不从，告诉主母，男主人怀恨在心，便将她嫁给武大郎。大户有钱有势，她完全可以趁机傍上这个“土豪”，但她也是有节操的，并非一开始就是人尽可夫、水性杨花的“淫妇”。和阎婆惜一样，潘金莲也是在没有任何自主权，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而且武大郎的条件还比不上宋江，又矮又丑，人称“三寸丁谷树皮”，这样一桩婚姻，是典型的“巧妇常伴拙夫眠”，所以她第一次见武松时，便想的是“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她心动是因为武松“长得长大”，“大虫吃他打到了，必然好力气”，而自己的丈夫武大郎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个理由带有明显的性意识，也充分说明与武大在一起不能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求，她一直是处于性压抑状态的，面对自己这个高大魁梧的小叔子，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而且很快将叔嫂伦理抛在了脑后。但武松这个打虎英雄，完全不解风情，正好给西门庆提供了可趁之机，这也导致了潘金莲人性的大逆转。

 西门庆的勾引和王婆的撺掇，使潘金莲的行为和心理上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第一，对武松由爱生恨；第二，对自己的婚姻更加失望；第三，西门庆的撩拨使她春心荡漾，并且最终红杏出墙。这三个变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潘金莲整天与西门庆寻欢作乐，武大捉奸不成反被踢伤。如果说以前的潘金莲尚且值得人同情的话，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是一个不顾夫妻恩情，甚至一个没有人性的毒妇了。武大当然不能容忍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只能搬出自己的兄弟：“你若不看觑我时待他归来，却和你们说话！”这暴露出他缺乏理性的性格弱点，明知自己无能，完全可以忍一时之气，等武松回来，至少可以保全性命。这番话实际是弄巧成拙，反而提醒了潘金莲，她已经做了冲破道德底线的事，社会纲常和男人的权威早已对她失去了约束力，武大耽误了她的幸福，武松又阻碍了她的幸福，她只好寄希望于西门庆，谋害亲夫的计划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心安理得了。

 彭匈先生将潘金莲的人生分成了五个阶段，从一个“难得的奇女子”到“失足女青年”再到“杀人凶手”的过程，即是一个由善到恶的蜕变过程，潘金莲人性中恶的一面也一步步表现出来。她身上的恶性在另一部小说《金瓶梅》中被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潘金莲已成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她聪明、有城府、嫉妒心强、心狠手辣，为了保住自己在西门府的地位，她激打孙雪娥，害死官哥，嫉妒死李瓶儿，还与宋慧莲、如意儿争宠，与别的男人通奸来满足自己的淫欲。比起《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她已经成为一个有欲无德的淫妇了，其命运悲剧也被她在西门府里的长期生活稀释了。

       三、潘巧云：青梅竹马的“爱情”，夜晚才懂夜的黑

潘巧云与前两个人有所不同。潘巧云是二婚，她先嫁给王押司，王押司两年前去世，于是改嫁杨雄。潘巧云的外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在她对裴如海的介绍中说：“他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出家在报恩寺中，结拜我父做干爷，长奴两岁，因此叫他做师兄。”而裴如海对潘巧云也是“十分爱慕”“下了两年心路”，两人关系原本就暧昧，加上杨雄与梁山其他好汉一样，不好女色，只爱舞枪弄棒，“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裴如海“不顾如来法教”，潘巧云“管甚丈夫厉害”，这样的背景刚好充当了婚外情滋生的温床。潘巧云是这场婚外情的亲身实践着者，她与和尚通奸，却诬陷石秀，以此掩盖自己做下的苟且之事。石秀眼明心细，很快发现她“不是个良人”，并为杨雄鸣不平：“哥哥如此豪杰，却恨讨了这个淫妇，”他是这场婚外情的见证者。杨雄武艺高强，相貌堂堂，也算是个俊男子了，对兄弟重情重义，对妻子信任有加，但仍免不了被戴绿帽子，他无疑是受害者。

 如果说阎婆惜是为贪心而死，那潘巧云则完全是为自己的淫欲而亡。为了偷情，她竟能想出做法事超度前夫，“以香桌为号”的办法，的确比阎婆惜和潘金莲高明，而且她的态度、行为自始至终都是主动的，相比于潘金莲一步步陷入王婆和西门庆设好的圈套，她被杨雄杀死于翠屏山，更显得死有余辜。

              四、贾氏：人财两得，这场奸情很超值

 贾氏是卢俊义的“浑家”，年方二十五，二十岁嫁与卢俊义。卢俊义被吴用诓上梁山，管家李固跟贾氏说卢俊义已归顺梁山，于是二人便“做了一路”，上官府告发了卢俊义，还伪造藏头反诗，让卢俊义百口莫辩，含冤入狱。后来梁山泊打下大名府，贾氏和李固被卢俊义“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也算是解了卢俊义心头之恨。贾氏跟李固通奸，与阎婆惜、潘巧云出轨有相同的原因，即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煞气力，不亲女色”，若仅仅是因为这个，那么他们通奸的目的也就很单纯了，但事实绝非如此。贾氏寂寞难耐，李固觊觎卢俊义的家产和贾氏的姿色，通奸正好能同时满足两个人的需求，陷害卢俊义也是早晚的事。她与李固合力欲置自己的丈夫于死地，之前竟然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卢俊义也相信“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足见她伪装的功夫之深。

 这是一组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身上的相同点事显而易见的：第一，年轻貌美；第二，过不了正常的性生活；第三，对与之通奸的男人心存幻想。有不少论者为她们鸣不平，说她们死得冤，至少是罪不至死，因为她们都是为追求“爱情”而死。且不论她们的做法对不对，且看她们所追求的，恐怕爱欲远多于 “爱情”，“性”福远多于幸福。

 先看阎婆惜。跟她相好的张文远，“那厮唤作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一个典型的小白脸，专门在女人堆里厮混，没钱，没势，没权，即使宋江给阎婆惜一百两金子，任其改嫁张文远，张文远这样一个小男人顶多给她一夜的风流，绝不会像宋江一样养得她“丰衣足食”，打扮得她“满头珠翠，遍体绫罗”，是完全靠不住的，连作者都称他为“小张三”，明显带有轻视的口吻。换句话说，阎婆惜跟张文远只能做偷偷摸摸的情人，而不可能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

 其次看潘金莲。她把追求“爱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门庆身上，但这个西门庆“是个破落户财主”、“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遣官吏”，显然也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连他自己都说“讨几个身边人在家里，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家中早就妻妾成群了，又惦记着别人的老婆，潘金莲为了他们的奸情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武松找他报仇时，他却在狮子楼饮酒作乐。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浪荡子，专门做坑蒙拐骗、寻花问柳的勾当，他只是习惯性地垂涎潘金莲的美色，权作一时欢娱罢了，当然不会跟她做长久夫妻。

 再看潘巧云。跟前两个勾搭成奸的，一个衙门小吏，一个泼皮无赖，但起码是个俗人，而裴如海是个僧人，更不可能给她长久的爱情和幸福了，他们一个不守妇道，另一个不守佛门规矩，这样一对不守本分的男女即使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给彼此以安全感。况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宋江长得又黑又矮，武大郎“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如此相貌，至少可以成为阎婆惜和潘金莲对自己婚姻不满的直接借口，但杨雄与前两个人迥然不同，不但生得“好表人物”，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潘巧云作为一个二婚女子，应该知足了，如果说读者对阎婆惜，潘金莲的命运尚存些许同情的话，那么潘巧云的结局，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这也就是少有人为潘巧云鸣不平的原因所在。

    最后看贾氏。主仆通奸，本就天理难容，但她的如意算盘却远不止于此，用“女人心，海底针”，这六个字来形容这个女人的反复无常，真正是恰如其分，这类人往往表里不一，不露声色，杀人于无形，大男人永远不是小女人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