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世界的巨人，屈原的一生正是后来美国大作家海明威所赞赏的那种斗士：“人并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在世界上，有些人只有外在生活（衣、食、住、行），有的人除了外在生活，还有汪洋浩渺的内在生活，然而正是这难以触摸到的内在精神生活，正是那颗灵魂、胸襟、才智、意志才造就了他们，使他们形骸不存而精神不朽。屈原当居于这万古不朽者的名单榜首。屈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根本的孤独者。因为屈原像一切精神现象史中的伟人一样孜孜不倦地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而一切真正的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创制，在本质上都是既顽强又猛烈的自我意识，都是一种神圣的孤寂的生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作为一种独有的生命意识，屈原面对的只能是永恒的孤寂和寂静的永恒。为了打破、砸烂这个不堪忍受的悲剧框架，他只有悲愤而歌。诗之于他，就是解救，就是超脱，就是灵魂的自由和归宿。是的，屈原的伟大正在于他把自己身上那么众多的痛苦、烦忧、压抑、搏斗和根本的孤独感都转化成了审美的人生，转化成了本体意象，转化成了内省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从诗学上讲，屈原第一次用自己的心灵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诗是意象符号的系列呈现。

       因此，屈原用他的生命创构了一种独特的既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中国诗歌哲学体系，它犹如一面镜子，照鉴出时代的精神。在本质上说，我们应当把屈原看作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他是诗美王国的普罗米修斯或西西弗斯。之所以把屈原视为哲学家，正是由于他给人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深层世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屈原、杜甫、李白等伟大诗人都是哲学家，都是广义上的文化哲学家。多年来，我的内在感受一再反复告之我，屈原之所以那样激越，那样神气，那样永恒，原在于它充满了中国哲学家所说的“三气”，即“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屈原之所以不朽，正在于他的意象符号的系列呈现，把这“三气”传导给了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才深深地受到了震撼。人是需要用自己所创造的理想世界来推动、激励和补充现实世界的。屈原的诗的最大功能正在于这推动、激励和补充。屈原的诗，就是对荒诞命运的挑战、报复和抗衡，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屈原又是幸福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多少悲剧人物，只要一听到《离骚》，一听到《国殇》，一听到……，他的心就会壮美地为之颤动、共鸣，就会因受到一种崇高审美力量的猛然袭击而暗暗落泪：眼泪和心泪一块儿流。人们总是在泪花闪烁中，意识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一生的使命，这就是生命意识的沟通。屈原过分独特了。屈原的诗过分独特了。

       人们在面对早熟的逸出常轨的艺术精品该当如何？李渔：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历史的久远的沉默，往往是一种久远的期待，期待着公平、客观的评估与耐心的品味。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生活的艺术》一书的自序中，列举了十几位他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杰出人物的名字。他赞扬这十几位人物“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多的情感”。他声称自己的著作就是在这些杰出人物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完成的。林语堂还认真地预言，这些人物的名字“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地位的”。李渔就是林语堂所说的十几位杰出人物之一。林语堂是在１９３７年作出这一预言的。时至今日，他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说李渔是清初的艺苑畸人、文坛巨匠，绝非过誉。李渔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虽然结交了不少名流，如吴伟业、尤侗、王士祯、周亮工等人，其中还有他的挚友；但是，在李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周围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一直处在某种紧张的状态中。因为根据当时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人生选择就是做官，然而李渔那种以戏剧表演、小说创作和杂学采摭作为职业的生活方式，和他携妻拥妾、漫游江湖的放荡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周围人的非议。有人责难他“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说”；有人则骂他“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耻也”；更有甚者则斥其为“名教罪人”，说他“善逢迎”、“性龌龊”。……而李渔对于这些泼来的污水，也没客气，恶狠狠地反唇相讥，揶揄这些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的贪婪、自私、懦弱、落井下石和缺乏气节操守。从李渔与某些知识分子的磕磕碰碰，倒也看出了他的叛逆性格；进一步说，这些似乎不太愉快的事，还可以成为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中人情世态的另一面的佐证。

      其实，从什么观念、标准、角度来观照李渔才毕竟是问题的关键。从李渔一生行状来看，他的思想、感情、品行都是和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相悖的。如果说，明代李贽提出了“勿高视一切圣人为”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所在，那么李渔正是一位敢于把这一要求付之行动的人物。他的叛逆性格由来已久。他不但率领由自己的妻妾所组成的家庭剧团到处演出卖笑，展示色相，而且公然在寓所前挂上了“贱者居”的匾额，向那些鄙夷他的、自视清高的道德家们进行挑战。无疑，李渔是一位带有强烈启蒙思想的艺术家。他的哲学意识的基本点，实际上就是对神学化了的儒学，亦即宋明理学的反拨，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渔继承和发展的恰恰是明末狂飙突起的时代，以李贽、汤显祖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浪漫主义精神。进一步看，李渔招致众人诟议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李渔过分坦率地把他的写作动机和对金钱的考虑挂上了钩。对于生活在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拒绝承认和耻于谈论为金钱而写作的。在他们看来，把崇高的舞文弄墨与金钱联系在一起，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乃至是玷辱斯文之事，而李渔恰恰直言不讳。他认为，他的写作是他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命脉。

       比如李渔组织的那个家庭戏班，就有很浓厚的商业性质。他的雇主，多属上层人士，但他又非只受知于一人。他往往带领戏班在某地为某官演唱一段时间，便移居他处，为新雇主效劳。显然他是在考虑生意和收入问题，而并非唯主人之命是从。因此，他的行动又有一定的自主性。至于他的经济收入，还有的来自他的创作，即他的小说、戏剧和诗文集以及各式杂著的出版。据他自己说，为了避免各种中间商的盘剥和书商的盗版事件出现，李渔多是自己印刷和自办发行，这在当时的知识界简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而像李渔如此滴水不漏、精明计算的人，在当时的文化界也实属罕见。然而，今天来看李渔，他倒真是一位具有超前经商意识的文化人。不必讳言，李渔确实经常出外“打抽丰”，做达官富豪的“帮闲”。他对这些人曾经溜须拍马，卖笑追欢。他甚至还为富人们设计过及时行乐的方法：他研究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安排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他更联诗凑对，清谈打趣，几乎无所不为。但是，他也不时感到落寞和荒凉。这就应了一位西方哲人的一句名言：他的生活环境是他鄙视的，但他又始终被困在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生活环境里。总之，他既孤高，又庸俗；他心有渔樵之思，又不能不厕身于金粉之中。他“有时是叛逆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个十足的小市民。李渔学识渊博，才气横溢。

       虽然他生前穷愁半世，自叹“饥来驱人”， “伤哉，贫也”。但是，他却把数以百万计的文字留给人间，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颗颗明珠。与明清之际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巨匠们相比，李渔以艺术兴趣广博而著称。李贽、徐渭、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诸大家，大多是在各自专门化领域中成为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物或巨人的，而一旦他们迈出了他所在之领域，就往往捉襟见肘。而李渔则较少受到领域分割或专业区分的限制。他可以信马由缰，而且每一个文化疆域，都可以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并能达到令人刮目相觑的艺术水准。比如，他既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良的心，又不时调侃众生，且游刃有余。于是在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他总靠着他那机巧和智慧，永远地把不幸者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不断地编织又不断地拆穿各种骗局。他能有滋有味地解说着杂耍、戏剧表演、治理家庭乃至要饭的诀窍。即使洗澡这样一件生活小事，他也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套道道来。他在《闲情偶寄·沐浴》一节中，讲的就是洗澡之法。他认为，如果把很热的水直接浇到身上，“以热投冷，以湿犯燥，几类水攻”。李渔想出了应付的方法：先把水温降低到温和的程度，由腹及胸，再由胸及背，洗的过程中把水温逐渐提高。这样洗来，肯定大有益于健康。反之，洗澡无法，或许能把人伤了。这说明，李渔颇谙健康生理学。李渔甚至还热心地编过一本名为《资治新书》的有关司法案例的小册子，以帮助减少司法审判上的不公正的弊端。在该书的一节中，李渔分析了身为官者将碰到的各种冤情，并指出真正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在断狱方面不能不小心从事。另外，他指导和编撰出版的《芥子园画谱》，至今还是中国画技法方面的一本权威性的入门指南。是否出自李渔手笔尚未有定论的两部长篇白话小说《合锦回文传》和《肉蒲团》也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肉蒲团》一书，笔者认为当为李渔之作。因为无论其思想蕴含还是文字风格都绝似李渔之机杼独运。

        小说中对性心理和性审美，皆有不同凡响的体验，且自具手眼。在明清艳情小说中仍属佼佼者。至于李渔评点、改定的两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金瓶梅》，则为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李渔的众多著述中，《闲情偶寄》是他最为得意的一种。此书写成于康熙十年李渔六十多岁之时。这时他的两部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十种曲、《一家言》初集等主要著作都已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说，《闲情偶寄》是他一生艺术经验的总结和结晶。该书原分八部十六卷，论及戏曲创作和导演、服饰妆扮、园林建筑、器具古玩、饭食烹调、种树养花、医疗养生等诸多生活美学方面的问题，新意迭出，堪称一部精彩的生活艺术大全。比如，“居室”部就侧重于对园林审美特点的研究，他主张构园造亭须自出手眼，并对品石叠山、借景框景等造园艺术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词曲”、“演习”二部和“声容”部的有关章节，对我国戏曲表演导演理论做了全面的总结，可谓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的一块丰碑。虽然古今戏曲体制不同，有些内容又过于专门，但因为作者特别重视“人情物理”，人又极为聪明，故在其笔下，不论何事，都讲得入情入理，极富趣味，也蕴涵着许多人生感慨，使人读之，并不感觉枯燥隔膜，反而情味盎然，多有会心之处。《闲情偶寄》问世以来，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重视。例如知堂老人对《闲情偶寄》就评价甚高，多次予以称赞。他认为李渔 “对于文学的见解和人生的见解都很好”。说“他有他特别的知识思想，大抵都在《闲情偶寄》中，非一般文人所能及”。说“他是了解生活法的人”。他还驳斥李渔同时代有些文人对李渔其人其书的指斥，说：“读书人动不动就把人家当少正卯，拍案大喝，煞是可笑，却不知其纤悉讲人生日用处，正是那书的独得处。”“纤悉讲人生日用”，也正是此书使现代人仍然感到浓厚兴趣的原因所在。如书中讲饮食，从容道来，娓娓动听。

       知堂说，如果拿十分看不起李渔的袁枚的饮食名著《随园食单》，“来与‘饮馔’部的一部分对看，笠翁犹似野老的掘笋挑菜，而袁君乃仿佛围裙油腻的厨师矣。”可见其高妙和引人入胜。又如书中的“种植”部，知堂指出：其“文字思想均极清新，如《竹》、《柳》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余的读下去也总必有一二妙语散见篇中，可以解颐。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表现，少年读之可以医治作文之笨”。再如关于“颐养”部中李渔提出的“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的观点，知堂表示激赏，说“这实在可以说是性教育的精义”。在今天，这个观点对于反禁欲主义的性学启蒙，也不无意义。由此可见《闲情偶寄》一书的价值。细细统计起来，李渔的著述目录是一张包括从戏剧理论、诗文创作、小说戏曲到读史札记、建筑营造、美容保健的五花八门、内容浩瀚又庞杂的清单。李渔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的全部著述也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读物。而且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他的代表作中，使我们看到，古老的中国文化艺术，在他的智慧的笔下绽露出走向现代的最早曙光。人生，就两个字，距离很短。从生到死，中间的那一片开阔地，往往丛生着令人困惑的荆棘。其实，我们无须惊诧于李渔的生前困顿。用今天的话来说，李渔活得还是满轻松、满潇洒的，而且有声有色。他在当时实际上是比别人更早越过了那片困惑之地，到人世间走了那么一遭，玩过了，累了，如乌鹊倦而知返。归去也，何其快哉！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改字笠翁，别署觉世稗官、随庵主人、觉道人、笠道、伊园主人、湖上笠翁、新亭客樵等等。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　１６１１年），清圣祖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年）正月十三日善终。把握心灵的辩证法 ——读幺著《元代文人心态》断想长时期以来，我们似乎轻易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有史无情是史官所长，有情无史乃诗家之风。在这种观念的局限下，那些波澜起伏的时代心潮、在各种物欲和意志支配下活动、较量着的文士的心态变迁史，似乎都不见了。其实，历史过程和诸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心灵，心理结构正浓缩了人类历史文明。文学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是人类心灵史。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文史界同仁对人类心灵历史越来越关注。如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许明先生主编《中国知识分子丛书》、蔡翔先生的《此情谁诉》等即是。幺书仪是从事元代戏曲研究的专家，她的《元代文人心态》是一部深入描述元代文人群体心灵发展轨迹和复杂游动心态的力作。

       毋庸置疑，对元代知识分子心态的研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没有比他们的心态更为沉重复杂的了。朝代的更换、民族的压力、职业的跌落、世俗的白眼，昨日的荣耀只能留在心底。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作者在构思全书的框架时是缜密和谨慎的，极看重研究个体的典型性。她选择了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刘因、杨维桢、危素等人，照顾了经历的典型、资料的充分及时期的分布。这些个体构成和联系了元代文人的群体网络，而作者对此作了一次哲学巡礼，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观照元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文人的内心生活，提出了一个群体命运的问题，总体上去把握元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脉搏，注意到政治文化的外显层，也洞察到民族文化的深隐层。特别注意因社会剧变而牵动着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社会等多种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并透视出人文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心态史的研究有别于思想史和性格史的研究，后者具有一定的恒定性，而心态则是一种精神流动体，受社会、精神界的影响而变动游移。心态是在制作过程中的精神现象，永远在创造之中。幺著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历史人物只看到链索两端的环节的情况，而是对“过程”本身引起了浓厚兴趣。尤其擅长捕捉士人内心依稀可辨难以捉摸的瞬间心态，加以剖析，奉献给读者，让读者心领神会。这种做法反映了学术界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如幺作试图重新塑造一位人所熟知的耶律楚材。她细腻地观察、洞悉这位文学家、政治家的心智过程，直逼他的心理内核：燃烧着的不断进取的火焰，把握不住的人生痛苦与犹豫；智者的高尚情操和品德，和他特有的坚韧中常见脆弱的气质。这是个特定时期的伟大人物，融合着热烈而又孤独，痛苦而又执著追求，有爱有恨的感情交锋极强烈的典型人物。幺作又很重视心理研究，如对赵孟就强调人物心理的真实性，把握他感情变化和心态流动的微妙处，道出一个真谛：人并不止有一种面目。幺作敏锐地看到儒家政治道德受挫的元代士人的心灵变化，观察和着力点由结果转向了过程，从对元代文人心态的研究中看到一种深刻的认识历史的悲剧意识。幺作关心的是士人在不同环境中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她的兴趣在于对人性淋漓尽致的表达，她走的是属于双向交流和互相关照的路子。通过对文人相对恒定的和流动的心态观照写出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又从个人命运与心灵历程的走向反射时代变迁。王朝易祚，被征服的民族要承受巨大精神创伤，这在士阶层尤为突出。他们将在进退之间作痛苦的选择。尤为典型的是遗民谢枋得的心理流程。幺著虽似未充分展开，但传主的精神活动曲线却很清晰。同时，时代的变化，使文人自然地将儒家的人生信守和道家的无为哲学、佛家的空寂观念糅合。

       幺著除占有大量社会史资料外，文人心灵写照的诗文序跋和书信自然成为她的观照中心，因为瞬间的心态流程几乎全都刻印在诗心上了。这种情感不仅属个人，而且带有社会心灵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与历朝不同的是蒙古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抑制，然而其结果却在文学领域留下了一大块新领地——戏曲。这一领地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发现，幺著中对元代书会才人怀有异代知己的感情，在论述中不仅注入悲剧意识，而且有一种特有的智性和灵性在文字中运行，展开和剖析了戏曲作家在失去庄严感后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并且揭示他们具有士人与市民的双重身分与两种视角。她说：“浓重的自卑，强烈的自尊。这是现实社会中失去了‘治国安邦’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之后的文人最容易产生的心理状态的两极。”（第１７８页）这分析实见功力。《元代文人心态》是研究元代士人的开拓性著作。它不囿于文史学界的观点，还从全新的视角分析元代政治环境对智能的需求。由于士在整体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主角，因此统治者需要与士对话，需要他们的帮助，士也会一跃而加入统治者行列，从认识走向实践。而一旦文人与政治联姻，绝大多数会成为这样那样的悲剧承担者。在书中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蔽在心灵深处的悲剧性潜流。

       幺著对此不但进行了描述，而且还考察把握了它的价值。最后，幺著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色，那就是全书始终用心灵的语言去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态，将心比心地以自己的心去捉摸几百年前文人的心。这是一种真切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但是，在逼真描写他们心理过程时，却又冷静地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距离。怀有同情之心，抒怜惜之情，又有冷眼旁观的自觉，这就是幺作的史笔诗心。 “心史”在中国文史学科中构成了独特的范畴，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情结。当然，它也只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代替一切历史研究。幺著的学术价值表现在既恪守了传统史学的心史观念，又对思维的多元化和视野的扩大与国际上的心态史学、心解史学等接轨，是富有成效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