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影响精神分析情境和精神分析过程的技术概念。在“单人和二人心理学”里，他回顾了作为一种互动的移情、治疗联盟和沉默，从单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内部心理结构可以被视为一个封闭系统，而从双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强调更多是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总是包含了这两种观点，吉尔补充说，对驱力的过分聚焦会将弗洛伊德的思想简化为单人心理学。这里我们再次来到了关于驱力的议题，有人强调，有人否认。从施瓦伯与桑德施瓦伯（1983，1986）强调受分析者主体性的内部心理维度，她将自己的感受状态作为工具来理解被分析者的体验，从而理解分析互动。桑德勒（1976a）认为，分析师只有通过折中才能欣赏到心理内部自体与客体表征，以及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价值，他在表征领域里强调关系的情感本质。这和布伦纳的驱力衍生物及其伴随情感状态的概念惊人相似。两种路径突出了分析师的不同特征。施瓦伯聚焦在内在心理上，认为分析师应该将个人的主观性抛开，集中精力于被分析者的个人经历。桑德勒则认为分析师的人格持续和不可避免地与被分析者进行交流，因此也对分析干预的效果有着深远的影响。施瓦伯与桑德勒关于分析师的观点实际上并不冲突，他们只是强调的点不同，因此需要一个更广泛的，更具适应性的理论框架。吉尔（1994）指出，分析家们的工作背景既是单人的又是二人的（p.40），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指出过（巴茜特、林奇和理查兹，1995b）。

    驱力及其衍生物的当前概念也会被赋予互动的性质，我们以后会对此进行讨论。吉尔提到，分析师总是会参与移情的构建，分析师必须知晓他们“参与了他现在的判断”（p.36），这种参与可能是不确定性和模糊感，分析师作用的基础有时也并不清楚。吉尔接下来探讨了治疗联盟的概念，他认为，联盟的概念是对治疗师“过分僵化、退缩、沉默立场”的一种纠正尝试（p.41）。弗洛伊德的概念慢慢演变，从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到分析联盟，吉尔指岀这种联盟如何反映了真实移情，又如何作为成为分析过程的一种产物。他通过援引斯坦（ Stein，1981）的观点来支持他的立场，斯坦认为，无可非议的正性移情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阻抗。吉尔还援引斯通（ Stone，1961）的观点，后者试图将分析师的视角改为“不卷入的旁观者”（p.43）。有趣的是，吉尔也批评布伦纳（1979b）的观点，后者认为工作联盟是一种让病人安心的方式，这实际是鼓励对分析的偏离。在我们看来，布伦纳在这个问题上与吉尔其实是类似的，布伦纳并不认为工作联盟能够超越移情，是不可解释的。他也想过，除了精准和适时的解释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促进工作联盟。和吉尔样，他也认为，这只是“工作顺利的一个产物”（吉尔，1994，p.43）。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吉尔集中了极大的关注在“移情”这个话题上，在他最后的工作中，他强调了分析师共建的移情及其在分析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列出了建构主义中移情未被探索的维度，同时保持满足了单人和双人背景下的需要。我们（巴茜特、林奇和理查兹，1995a）在其他地方也回顾了关系理论家关于移情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将简单着眼于从移情的经典理论到吉尔和其他人贡献的演变。在《转变中的精神分析》中吉尔有涉及，但没有详细说明，他主要涉及移情概念的相互作用系谱，比如见诸行动、移情的现实化( transference actualization)、反移情和代入( enactment)。跟吉尔 样，我们注意到（巴茜特、林奇和理查兹，1995），互动从概念上来说位于移情的中心。弗洛伊德（1905b，1912a，1915c）、洛温斯坦（1969）、伯德（1972）和布伦纳（1982a）都指出过这些动力学是如何在成年关系中被发现的。1940年代初，费尼切尔（1941）指出所有的关系都是现实和移情反应的混合，并重新强调现实的作用（p.72）。

    虽然同样使用“镜子”这个比喻，但他重新进行了定义：“关于分析师只是一面镜子的观点被误解了，比布林-莱纳（ Bibring- Lehner，1936）正确强调了分析师的人格会影响移情。不同的分析师行为不同，这些差异影响了患者的行为。”（p.72）这种早期的洞察使我们现在能够聚焦于互动的连续谱。经典分析师持续致力于冲突分析，这些冲突塑造了被分析者对分析师和外在世界的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