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严谨的科学家，但这不意味着贬低了弗洛伊德的天才。现今弗洛伊德对我们的重要性，不仅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表现的矛盾之处，还因为他所提供的答案。这种对弗洛伊德更为细微甚至批评性的态度，是诸如埃里希·弗洛姆、西奥多·雷克、卡伦·霍妮和克拉拉·汤普森等修正主义者们所采取的。近来新的变化是这种观点被接受的程度，甚至被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所接受。如果当代弗洛伊德学派已学会打破偶像，那么反过来关系学派及其他分析师们则愿意给弗洛伊德相应的名分。当引用汉斯·罗伊沃德（HansLewald）时，史蒂芬·米切尔（1993a）曾多次说过，他强烈要求把弗洛伊德看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挚爱先辈，而不是被错误埋葬的、萦绕我们心头的鬼魂”（p.176）。

    所有派别的分析师们现在都认可我们欠了弗洛伊德很大一笔债，但我们所忠诚的再也不是（如果曾经是）一个容易犯错误的人；相反，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60多年中，精神分析模式的思想和工作方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二战期间，当梅兰妮·克莱茵和安娜·弗洛伊德在伦敦定居时，英国精神分析围绕着这两位伟大的儿童分析师的冲突爆发了，她俩都声称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合法继承人（金和斯坦纳，1990）。通过欧内斯特·琼斯、西尔维亚·佩恩（ Sylvia Payne）和温尼科特等人的调停，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在伦敦研究所建立了三种平行的培训机制。

    因为避免了一次分裂，所以精神分析在英国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为辩证，战后尤其丰富多彩、令人振奋。实际上，对20世纪后叶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学派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源于独立学派（也就是非克莱茵学派）的客体关系传统—如费尔贝恩、温科特、巴林特和鲍尔比——他们向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理论假设发起了系的挑战。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没有小派别被排斥而被迫成为独立的院，于是，今天整个英国隶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学院就只有一个，这种多化的缺失导致了长远的负面后果。显然，在英国较大一点的城市里，有不同派争夺分析师候选人和病人，那其实才是健康的发展状态，这也是在其他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