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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心理咨询师谈性文化心理
     自从人类揖别猿类,是否还留了一条“猿的尾巴”——性交配?性文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无论是宏论滔滔的思想家还是下笔如神的文人墨客,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猥琐庸辈,只要提及人尚有“动物的本能”时,都毫无例外地是指——性。
  医学对人体各个器官以至于神经系统、精神因素等等所做的生理解剖分析,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人会因大夫或医学家把人还原为动物(或者生物)而羞愤。因为谁都知道,在任何与人相关的领域里,人毕竟是人!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至于生老病死,都“人类化”了,文化化了。悠久而厚重的文明史把吃喝都修饰和浓妆淡抹为“人的行为”——而绝非动物的行为。可是,当人们那或矫健或蹒跚的步伐、或灵巧或笨拙的双手、或苗条或肥胖的身躯、或炯炯或呆滞的眼神、或生动或缺憾的容貌……尤其是大脑或心灵纷纷从人类孩提时代即开始千变万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殖部位却似乎始终是“猴子的屁股”。
  性行为则更像是一个“黑洞”,一切丰富多彩也好、博大精深也罢,都要在“黑洞”面前戛然而止。也许“文明”会转借着“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之类的似贬似咒的“命题”,甚或有幸凭借从“爱情”那里窃来微光渗透到“黑洞”之中,然而毕竟黯然失色许多。
  于是,性,是人伦道德遇上则驻步不前的雷池,也成为许多人的人生折戟沉沙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是两种倾向严重阻挠着人们的性爱生活:一是禁锢与压抑,以种种变形变相的观念渗透蔓延;一是“性开化”“性解放”似乎像失去方向和堤岸的潮浪,喧嚣泛滥。
  然而,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影响力,相对于经济和利益,相对于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其变化发展总是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难以与时俱进。人们告别了单一、僵化的思想认同和行为模式的价值依据,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多元复杂,这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应当说是进步。但代价沉重!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等等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明确的心态模式的参照系,而传统文化中属于“糟粕”的梦魇也继续缠绕,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
  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忧郁、焦虑、烦躁、压抑等等感觉层面的心态,以及伴随的困惑、迷失、烦乱、空虚等认知层面的心态,尽管有种种社会因素,但大都折射着性爱层面的心理颤动。无疑,性心理,或者说性文化心理,既是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交织的敏感部位,也是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三个意识层面上,自我意识最难形成自觉、实现调控的部位。
  从欲望到意识,从观念到行为,从恋爱到婚姻,从婚内到婚外,从荧屏到网络……性爱问题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内心潜流。更多的社会“流行色”,以种种方式演绎着色情冲出闸门的肆无忌惮,而“性自由”和“性解放”那美丽的旗帜总是像艳舞表演门前的幡子一样飘扬起来,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人们走向小康时必经的“风景走廊”。
  欲望可以被称为需求,但需求从来都是多层次的、多元混杂的。单纯的生理需求在支配人的行为方面,其考察意义已被大大地淡化,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学说屡受质疑或被后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考察人们的心理动力——需求,则无论如何无法排除文化的制约。以往,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忽视,那是严厉批判唯心主义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如今,当心理学地位提高、心理分析引人注目的时候,文化透视又在心理学界显得贫弱。其实,从心理动力到心理过程,再到心理特征和心智模式,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而文化,又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来支配人们的行为的。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本人在大学执教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如果离开文化,尤其是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视角,是很难将心理学课程讲到位的,也是很难在课堂回答问题和心理咨询当中体现针对性的。因而,近年来的研究和写作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应当说,本书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一级热点”,因为深感直接针对“一级热点”的展开度有限;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二级热点”。其中一些内容,我曾经在中国博客等网站上登出,从点击、跟帖、转载的情况看,“二级热点”的定位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我本人曾经兼职从事过较长时间的图书编辑与策划,感觉到网络或报刊媒体的“二级热点”,往往在图书出版物的意义上就是“一级热点”。
  本书不是在集中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在语言风格上略有差异。从“文体”的角度看,也比较难以归类,有的章节像杂文或随笔,有的像报告文学,但仅仅是“像”而已,因为理性的论述还都占有一定的分量。自己在授课、交流、咨询、调查工作中感到心理问题要讲得不那么刻板枯燥,需要在语言风格上追求生动和风趣。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事例,有些是在自己掌握的“素材”上进行了一定“文学加工”后的描述,但这绝不是文学虚构。即使在心理学的课堂上、心理咨询的场合,讲到一些事例,也会因种种原因进行某种“加工”,但又不失其生活来源的真实和典型意义。以上的原因不仅让我对书中的许多章节难以“归类”,对这本著述也很难归类,不知属于文学、论著还是“评论文集”“生活指导书”,或许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就让读者“定位”吧。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1)
  人们有理由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时下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而这种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法律框架有点雏形的意思,道德标准的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一片混乱。许多“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颇有市场,不仅潜移默化,而且堂而皇之。在《虽然“耍流氓”升级换代为“性骚扰”》一文中,笔者做了一些列举和批判。
  比如,流传千年、至今没有绝响的“万恶淫为首”一说,就是一则典型的“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真理”,即使说不出口,也在实际心态层面遵循不误。当然,尤其是当做一种标准衡量别人的行为时,才运用得更加充分,也更加理论联系实际。表面上看,它是一条深入人心、有着“诛心”之功效的戒条,是淫乱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实际上,它不符合逻辑,缺乏科学分析的依据。“淫”为什么比杀人越货、贪污腐败、蒙骗欺诈、走私贩毒等等更严重,而居于万恶的“首”位呢?当然,本文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想指出、也应当指出:“万恶淫为首”曾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特色。一种扭曲了价值体系的“潜标准”,在扩大性权和人格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助纣为虐。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传统保留着也好,总算有一些作用,比如对于腐败贪官的好色,也是一种制约。错了!制约贪官靠制度,如果靠“万恶淫为首”,不仅一点作用没有,而且还给他挪出空儿、留出余地、创造条件。因为,贪官可以利用权力将自己的行为“罩住”,也能将自己所嫖的“鸡”,所泡的妞,所养的“二奶”罩住,使她们觉得受到了权势的“保护”而增强了“安全感”。当弱者在性权方面“憋住”的时候,权性交易、钱性交易、权钱与性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
  历史上“万恶淫为首”增强了性权不平等,扩大了性权差异,制造“性域”上的“贫富”矛盾,危害社会和谐。
  历史上的千年一骂——“万恶淫为首”,本来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帮着男人骂女人;第二是帮着权贵骂贫弱;第三是帮着皇帝骂百姓。总之,是一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助纣为虐的工具。有史为证:
  第一,帮着男人骂女人:
  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一说,在性文化中起到“警世通言”的作用。每当男人们做错了事,或每当国家、社会、家庭……出现灾难、凶相、变故、不幸,这时往往会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出现。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有时也像男人一样“好色”、像男人一样“一半是女人”,历史好像一到关键时刻经常会在女人的影子里实现某种转折。而那个留下影子的女人,就成了“罪魁祸首”。说来十分奇怪,花团锦簇的太平盛世,美女可以倾国倾城,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一旦出了问题,却少不了女人误国,红颜祸水,狐媚惑主。
  夏桀亡国是因为“荧惑女宠”;商被西周推翻,有个被纣王宠爱的妲己,“唯妇言是听”;西周的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才“烽火戏诸侯”,以至亡国;吴王夫差被西施色相迷惑,使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机可乘;汉初吕后险些断送汉室江山;隋炀帝更是沦于女色陷阱荒淫无度而失国;杨贵妃的妖冶使风流天子玄宗几乎命丧安史之乱;多情的李后主因女人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徽宗耽于声色犬马而沦为金人阶下囚;明朝断送取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咸丰“天地一家春”导致慈禧祸国殃民四十年……历史上的“小女子”至少影响了许多大事,打乱江山、断送社稷、改天换地,女人都插了一手;或反过来可曰没有某个女人、某些女人,“历史将重新改写”。
  如果以为这些历史记载中有谴责或规劝皇上的意思,那就错了。真有那点儿意思也是后人“误读”出来的。仔细看历史的奥妙,都是在灭国或祸乱之后向女人追加认定罪孽的。如果没有变故,或者皇上文治武功都说得过去,又或者在历史排行榜上被评为最佳皇上或优秀皇上的,比如秦皇汉武啦、唐宗宋祖啦等等,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说三道四。所以指责女人和规劝皇上无关,女人是女人,皇上是皇上,罪孽是女人的,辉煌是皇上的。
  第二,帮着权贵骂贫弱:
  《太上感应篇》中骂道:“盖万恶淫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试讲种种祸害,指醒迷途——一害天伦:男女各有配偶,这是天定的伦,乱了他,不要讲到他们情义乖离,他的伦,我去乱了,便与禽兽无二,披毛带尾,是无别的,戴帽穿衣,也是无别的么。”
  中国是“礼仪之邦”,合理的标准是合礼,丈夫有多个妻妾是合“礼”的。如《礼记·曲礼》规定: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有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晋令》《唐之律》《明律》等也有类似规定。可是,多少权贵妻妾成群,多少穷人性饥渴与饥寒交迫。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光棍、鳏夫,实在憋不住有一点“偷情”行为,甚至冲着动物发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阿Q跟小尼姑也好、吴妈也好,都没怎么着,可招致连打带骂的胖揍。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2)
  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悖天理,张人欲”,也就是一边严厉主张用“灭人欲”扫黄,一边自己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朱老夫子任提举浙东刑狱时,看上了绝色风尘女子严蕊,但那女子偏偏与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相好,朱老夫子上奏皇帝告唐仲友奸邪,又滥用职权关押严蕊,罪名是有伤风化。严蕊得知朱熹调走,给接任的官员送上一首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奴走了,奴不奉陪!要不是这首诗透露出来,朱老夫子比谁都冠冕堂皇地正人君子。
  可见,朱老夫子不仅自己“富贵思淫欲”,而且还利用职权打击迫害三陪女,可谓虚伪到家。他给那位古代三陪女罗织“有伤风化”之名,挥舞的也是“万恶淫为首”的大棒。
  第三,帮着皇帝骂百姓: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际上,礼也不上皇帝。在皇帝那里,任何法律礼教都会有惊人的突破。汉武帝遍选天下美女,后宫中嫔妃姬妾多达三千以上。晋武帝后宫中也有数千宫女,平东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姬妾积累到万人。该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表现出在美女方面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在收藏界也算有独到的成就,堪称“美女收藏家”。而且他在宠幸谁的问题上也有独创。由于美女太多,宠幸不过来,就坐上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就宠幸那里的美女。但该皇帝这方面的“政绩”被后来者丰富发展,很快就黯然失色,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仅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宫女就超过四万。羊拉车的方式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发明了“宠幸彩”,就是设下彩局,美女们撸胳膊挽袖奋力摸彩,一旦中彩,即可荣享万人中之幸事。所谓“万幸”“万幸”,万岁之宠幸者也、万人中之获幸者也。因此,唐玄宗不仅对中国语言学有一定贡献,对中国古代社会博彩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统治者如此,但好像算不上“淫”,否则,《太上感应篇》归结的害人害己的“十二害”,岂不是犯上作乱?十二害只害百姓,不害达官和皇上。如果说,衡量是否为“淫”的标准是看是否合乎“礼”,其实皇上早就超乎“礼”,而且其“淫”的程度是万民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是淫之顶端、淫之魁首,但还没见到哪个历史上的史学家、道学家实事求是,说一句“万恶皇为首”。
发布时间:2011-9-6 11:25:09 阅读:3000次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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