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发现这种焦虑牢固地依附于某些处在所谓的“恐怖症”（ｐｈｏｂｉａｓ）之中的观感，虽然在这种依附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认为这种恐惧不适当地被极度夸大了。最后，我们发现这种焦虑也存在于歇斯底里和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之中，在这些疾病中，焦虑或者伴随各种症状，或者单独出现，表现为一次性的发作或较持久的状态，但都缺少外部危险方面的任何明显根据。于是，我们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人们在神经症焦虑中到底害怕什么？”“我们怎样把这种焦虑与面对外部危险而感受到的现实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白费心血：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临床经验揭示出焦虑性预感与性生活方面的里比多经济具有较密切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最普通的起因就是兴奋未达到极致。里比多兴选读奋被唤起却未被满足，也未加以利用，很明显接着出现的是取里比多而代之的忧虑。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被满足的里比多直接转变成了焦虑。幼儿身上频繁出现的某些恐惧就证实了这一观点。

       这些恐惧中有许多是十分费解的，但也有例外，诸如对独处和陌生人的恐惧却肯定可以做出解释。孤独就如同一张陌生的面孔那样也激起幼儿对他熟悉的母亲的思念；他没有能力控制这种里比多兴奋，他也不能使它中止下来，他只能把这种兴奋转变为焦虑。所以这种婴儿的焦虑不必被认为是现实的类型，而必须认为是神经症的类型。婴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为我们提供了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一条道路中的两个实例：这种道路就是里比多的直接转化。不久我们就会了解第二种产生机制，但是它与第一种道路并无实质性区别。我们认为，导致歇斯底里和其他神经症的因素是压抑的过程。并且我们相信，现在可以比过去更好地讨论这个情况了，只要我们把受到压抑的观念所发生的情况与依附于这一观念的里比多部分所发生的情况区别开。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并被歪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然而它的情感部分却往往转变成焦虑———不管这种情感的性质可能是什么，无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和上面里比多变得无法利用的情况本质上没有差别：或者是由于婴儿期自我的软弱，像在儿童的恐惧中那样；或者由于性生活中的各种肉体作用，像在焦虑性神经症中那样，或者由于压抑，像在歇斯底里中那样。由此可见，导致神经症焦虑的两种道路是一致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与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关系———即，它们两者是互相体现和取代的。

       例如，一个患广场恐怖症（ｓ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的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某条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的。以后当他每次再走进那条街道时，焦虑都会重现。于是他就形成了广场恐怖症的症候；症候的形成可以认为是对患者自我活动的一种约束和限制，借助这种限制，患者可以摆脱焦虑的发作。在可能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可以干预症状（例如各种强迫性观念）的形成，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只要我们阻止病人进行施洗仪式，他就会陷入焦虑状态，这种焦虑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他曾经借助症状使自己有效地得到保护。故此，好像焦虑的产生的确要早于症状的形成，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了要避免焦虑的突然发作。这一点可以进一步为下述事实所证实，神经症在幼儿时期的最初表现是恐惧状态———我们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怎样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取代；我们形成了一种看法，那就是，最好从这种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理解神经症焦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经症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的问题，并成功地证实了神经症焦虑与现实焦虑之间的关系。他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里比多。而这两种焦虑的区别有两点；即前者的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而且这种危险是不易被意识到的。

      在各种恐惧中，人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也就是神经症焦虑转变为明显现实焦虑的方式。为了简化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事物，让我们假设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终是一些诱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他走在那条街上时被相遇的人们所唤起的。于是他就在恐惧中产生了某种置换作用，从此以后他所害怕的就是某种外部情形了。通过置换作用，他以为自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够用逃跑的办法从外部危险中拯救自己；但逃离内部危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