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结构的形成是个体遗传和所处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王登峰、崔红，２０００）。在相似的遗传和文化背景（包括相似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法律制度、行为规范等）下，会塑造出人们相似的人格结构以及相似的行为模式。因此，人格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由于遗传或环境的相似性或差异性造成的。由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遗传和文化方面既有相似性，又存在明显的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和行为模式也必然存在相似的一面和差异的一面。在人格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应是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适应各自环境要求的必然结果。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格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①所有文化下的人们共有的人格成分，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遗传的相似性以及适应共同的或相似的生存压力的结果。②某一文化下的人们所独有的人格成分，它是该文化下的人们独特的遗传因素和适应其独有的生存压力的结果。跨文化心理学家将前者称为人格的ｅｔｉｃ成分，将后者称为人格的ｅｍｉｃ成分（Ｃｈｕｒｃｈ＆Ｋａｔｉｇｂａｋ，２０００；Ｃｈｅｕｎｇ＆Ｌｅｕｎｇ，１９９６）。在人格领域中，要准确地反映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简单照搬西方人的理论显然是不合适的。西方人的人格结构中可能包含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成分（即人格结构的ｅｔｉｃ成分），但也会包含不属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成分（即西方人的人格结构中的ｅｍｉｃ成分），而且不可能包含中国人独有的成分（即中国人人格结构的ｅｍｉｃ成分）。然而，西方心理学家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西方人第一编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本土化探索２１的研究结果看做是“适合所有文化的”，例如，麦克雷（ＭｃＣｒａｅ＆Ｃｏｓｔａ，１９９７）就坚持认为，西方人的人格“大五”模型就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人格的“大五”模型，即人格结构是由以下五个维度构成的：①外向性； ②愉悦性；③公正严谨性；④神经质；⑤开放性。因此，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系统研究不仅是实际应用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以及建立中国人心理学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西方人格结构“大五模型”的建立对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即按照从自然语言入手研究人格结构的思路（即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Ｊｏｈｎ，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Ａｎｇｌｅｉｔｎｅｒ，１９８４；Ｊｏｈｎ，１９９０；王登峰、方林、左衍涛，１９９５），从中文人格形容词入手，应能揭示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系统探讨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按照阿尔波特和奥博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Ｏｄｂｅｒｔ，１９３６）选择英文形容词的办法，从汉语字典中和日常用语中选取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王登峰、方林、左衍涛，１９９５），并将大陆和台湾的选取结果汇总，经因素分析得到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崔红，２００２；崔红、王登峰，２００３；杨国枢、王登峰，１９９９）。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人格特质形容词的选择上采取了严格的标准：首先，将描写 “稳定人格特点”的形容词分离出来，并由被试对它们的“好恶度、意义度、熟悉度以及现代性”进行评定（１５２０个人格特质形容词及其属性见附录）。

      在此基础上，抽取出４１０个形容词作为“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代表性样本。经过７３３名大陆被试和相似数量的台湾被试的评定，得出了中国人人格的七个维度以及所包含的１５个小因素（大陆和台湾被试的结果只在因素出现的顺序上有差异，因素的内容并无差异）。这一结果与西方的人格 “大五”模型无论在因素的数量还是因素的内涵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初步比较的结果证实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王登峰、崔红，２０００；杨国枢、王登峰，１９９９）。然而，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立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需要采用不同的被试群体进行慎重的检验和验证。而且，在初步确定中国人人格结构的过程中，被试数量（７３３）与变量数量（４１０）的比例比较低（１∶１．８）。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扩大被试量的情况下，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结果进行验证，并探讨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总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