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　　译：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身居官位不要疲倦懈怠，执行政令　要忠心。” 聪明的领导者并不总是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上司，而是因势利导，想方设法用忠心赢得上司的支持。在中国封建社会，君臣一直是相辅相成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又必须通过臣辅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皇帝依靠宰辅治理国家以巩固统治，宰辅则依靠皇帝的信任重用方可以施展才华以安居高位。因此用忠心取得皇帝的信任也就是尤为重要的了。公元前２０１年，刘邦打败项羽，夺取天下，登上皇帝位，刘邦为了酬赏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文臣武将们，决定论功行封。然而，由于“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后来刘邦以萧何功劳第一，首先封他为酂侯，所食邑多。同时，“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刘邦对萧何的行封是十分公允的。萧何在辅佐刘邦定天下的事业中，确实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君臣两人在创建和巩固汉皇朝的过程中，一直相辅相成，配合默契。远在刘邦尚未发迹时，萧何作为秦沛令主吏掾就多次周济刘邦。萧何在与韩信交谈和接触后，看出他的才能，并决计推荐给刘邦。当韩信见重用无望、愤而出走后，萧何不顾一切，将其追回，并劝刘邦拜这位“国士无双”的当时还默默无名的小卒为大将。刘邦相信萧何的知人之明，便听从其建议，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隆重地拜韩信为大将。后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果然屡建巨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君臣相得是要默契、不疑，但宰辅们对君主与王朝的贡献也是重要因素。萧何本人并没有身随刘邦参与攻城略地的楚汉大战，而是以丞相留守后方根据地，为前方输送士卒粮饷。在刘邦率兵进攻关中的岁月，他“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当刘邦挥师出关、乘胜东进时，萧何又留守关中。他身居关中，心系天下，为治理好关中、辅佐刘邦创建帝业，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一边侍奉太子，修治临时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建宗庙、社稷；一边制定法令规章，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使满目疮痍的关中很快成为了富庶兴旺之地，源源不断地为刘邦输送去充足的兵源和粮草。

       刘邦对后方的萧何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对他的意见特别尊重。后方的军国大事，甚至一些法令的制定和颁布，刘邦也都放手让萧何“便宜行事”，或“先斩后奏”，事后都予以认可肯定。这样，君臣二人，一位坐镇前线，指挥攻城略地，一位身居后方，足食足兵，不断为前线补充给养。虽君臣分居二地，但两地一心，配合默契，对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如公元前２０５年的彭城之战中，刘邦前后死伤二十多万人，“睢水为之不流”，项羽将刘邦重重围了三层，最后刘邦只与数十骑逃出重围，困守荥阳。在此紧急关头，萧何又紧急动员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补充军力，使汉军军威再振。刘邦这次与后来的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全赖萧何在关中后方的大力支援，使刘邦重新振作起来。

      实际上，萧何在关中的所作所为，牵动着刘邦定立天下的全局。所以，刘邦在给群臣论功行赏时，将萧何排第一。关内侯鄂君也公正地进言：“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萧何不仅对刘邦始终忠心无贰，同心同德，赢得了刘邦的信任和尊宠，而且直到惠帝时，萧何对君王的忠诚一如既往，君主对萧何也同样倚重。萧何临终前，惠帝还就继任丞相的人选征求他的意见，萧何仍从整个汉皇朝的利益出发，再三嘱咐把丞相位传给曾与他有过节的曹参。结果“萧规曹随”，使西汉国力日益强盛。萧何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宰辅的典范，他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忠心”二字，有了忠心，并让上司认识到这种忠心，他才可以放手发挥才干，成就一番功业。

       副职领导的做事原则少说话多办事，是一个领导应该具有的作风。如果一个人千方百计地为了揽权而不择手段，还不如把事情揽下来。在组织内的副职领导，最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要明确自己是正职的助手，自己应在正职授权的范围内工作，分清哪些问题该问该管，哪些问题不该问不该管，忠于职守，按职责办事。在领导集团内部，对重大问题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都有明确的分工，副职就有了行使自己职权的“地盘”。副职在自己的“地盘”内要积极主动行使职权、决断问题，协助正职，对完成总目标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而对担任副职的人来讲，最为忌讳的是越权揽权。所以，副职领导一定要注意揽事不揽权的原则。所谓揽事不揽权，就是副职要区分不同情况、不同时机、不同场合，多干实事，而不要越级行使权力。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千万不要违背。越权理事违背了组织原则，会影响班子团结；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别人怀疑自己争名夺利，这有损自己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