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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心理咨询:性文化心理


  前言
  自从人类揖别猿类,是否还留了一条“猿的尾巴”——性交配?性文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无论是宏论滔滔的思想家还是下笔如神的文人墨客,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猥琐庸辈,只要提及人尚有“动物的本能”时,都毫无例外地是指——性。
  医学对人体各个器官以至于神经系统、精神因素等等所做的生理解剖分析,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人会因大夫或医学家把人还原为动物(或者生物)而羞愤。因为谁都知道,在任何与人相关的领域里,人毕竟是人!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至于生老病死,都“人类化”了,文化化了。悠久而厚重的文明史把吃喝都修饰和浓妆淡抹为“人的行为”——而绝非动物的行为。可是,当人们那或矫健或蹒跚的步伐、或灵巧或笨拙的双手、或苗条或肥胖的身躯、或炯炯或呆滞的眼神、或生动或缺憾的容貌……尤其是大脑或心灵纷纷从人类孩提时代即开始千变万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殖部位却似乎始终是“猴子的屁股”。
  性行为则更像是一个“黑洞”,一切丰富多彩也好、博大精深也罢,都要在“黑洞”面前戛然而止。也许“文明”会转借着“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之类的似贬似咒的“命题”,甚或有幸凭借从“爱情”那里窃来微光渗透到“黑洞”之中,然而毕竟黯然失色许多。
  于是,性,是人伦道德遇上则驻步不前的雷池,也成为许多人的人生折戟沉沙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是两种倾向严重阻挠着人们的性爱生活:一是禁锢与压抑,以种种变形变相的观念渗透蔓延;一是“性开化”“性解放”似乎像失去方向和堤岸的潮浪,喧嚣泛滥。
  然而,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影响力,相对于经济和利益,相对于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其变化发展总是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难以与时俱进。人们告别了单一、僵化的思想认同和行为模式的价值依据,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多元复杂,这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应当说是进步。但代价沉重!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等等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明确的心态模式的参照系,而传统文化中属于“糟粕”的梦魇也继续缠绕,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
  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忧郁、焦虑、烦躁、压抑等等感觉层面的心态,以及伴随的困惑、迷失、烦乱、空虚等认知层面的心态,尽管有种种社会因素,但大都折射着性爱层面的心理颤动。无疑,性心理,或者说性文化心理,既是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交织的敏感部位,也是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三个意识层面上,自我意识最难形成自觉、实现调控的部位。
  从欲望到意识,从观念到行为,从恋爱到婚姻,从婚内到婚外,从荧屏到网络……性爱问题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内心潜流。更多的社会“流行色”,以种种方式演绎着色情冲出闸门的肆无忌惮,而“性自由”和“性解放”那美丽的旗帜总是像艳舞表演门前的幡子一样飘扬起来,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人们走向小康时必经的“风景走廊”。
  欲望可以被称为需求,但需求从来都是多层次的、多元混杂的。单纯的生理需求在支配人的行为方面,其考察意义已被大大地淡化,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学说屡受质疑或被后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考察人们的心理动力——需求,则无论如何无法排除文化的制约。以往,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忽视,那是严厉批判唯心主义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如今,当心理学地位提高、心理分析引人注目的时候,文化透视又在心理学界显得贫弱。其实,从心理动力到心理过程,再到心理特征和心智模式,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而文化,又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来支配人们的行为的。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本人在大学执教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如果离开文化,尤其是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视角,是很难将心理学课程讲到位的,也是很难在课堂回答问题和心理咨询当中体现针对性的。因而,近年来的研究和写作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应当说,本书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一级热点”,因为深感直接针对“一级热点”的展开度有限;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二级热点”。其中一些内容,我曾经在中国博客等网站上登出,从点击、跟帖、转载的情况看,“二级热点”的定位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我本人曾经兼职从事过较长时间的图书编辑与策划,感觉到网络或报刊媒体的“二级热点”,往往在图书出版物的意义上就是“一级热点”。
  本书不是在集中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在语言风格上略有差异。从“文体”的角度看,也比较难以归类,有的章节像杂文或随笔,有的像报告文学,但仅仅是“像”而已,因为理性的论述还都占有一定的分量。自己在授课、交流、咨询、调查工作中感到心理问题要讲得不那么刻板枯燥,需要在语言风格上追求生动和风趣。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事例,有些是在自己掌握的“素材”上进行了一定“文学加工”后的描述,但这绝不是文学虚构。即使在心理学的课堂上、心理咨询的场合,讲到一些事例,也会因种种原因进行某种“加工”,但又不失其生活来源的真实和典型意义。以上的原因不仅让我对书中的许多章节难以“归类”,对这本著述也很难归类,不知属于文学、论著还是“评论文集”“生活指导书”,或许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就让读者“定位”吧。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1)
  人们有理由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时下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而这种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法律框架有点雏形的意思,道德标准的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一片混乱。许多“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颇有市场,不仅潜移默化,而且堂而皇之。在《虽然“耍流氓”升级换代为“性骚扰”》一文中,笔者做了一些列举和批判。
  比如,流传千年、至今没有绝响的“万恶淫为首”一说,就是一则典型的“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真理”,即使说不出口,也在实际心态层面遵循不误。当然,尤其是当做一种标准衡量别人的行为时,才运用得更加充分,也更加理论联系实际。表面上看,它是一条深入人心、有着“诛心”之功效的戒条,是淫乱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实际上,它不符合逻辑,缺乏科学分析的依据。“淫”为什么比杀人越货、贪污腐败、蒙骗欺诈、走私贩毒等等更严重,而居于万恶的“首”位呢?当然,本文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想指出、也应当指出:“万恶淫为首”曾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特色。一种扭曲了价值体系的“潜标准”,在扩大性权和人格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助纣为虐。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传统保留着也好,总算有一些作用,比如对于腐败贪官的好色,也是一种制约。错了!制约贪官靠制度,如果靠“万恶淫为首”,不仅一点作用没有,而且还给他挪出空儿、留出余地、创造条件。因为,贪官可以利用权力将自己的行为“罩住”,也能将自己所嫖的“鸡”,所泡的妞,所养的“二奶”罩住,使她们觉得受到了权势的“保护”而增强了“安全感”。当弱者在性权方面“憋住”的时候,权性交易、钱性交易、权钱与性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
  历史上“万恶淫为首”增强了性权不平等,扩大了性权差异,制造“性域”上的“贫富”矛盾,危害社会和谐。
  历史上的千年一骂——“万恶淫为首”,本来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帮着男人骂女人;第二是帮着权贵骂贫弱;第三是帮着皇帝骂百姓。总之,是一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助纣为虐的工具。有史为证:
  第一,帮着男人骂女人:
  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一说,在性文化中起到“警世通言”的作用。每当男人们做错了事,或每当国家、社会、家庭……出现灾难、凶相、变故、不幸,这时往往会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出现。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有时也像男人一样“好色”、像男人一样“一半是女人”,历史好像一到关键时刻经常会在女人的影子里实现某种转折。而那个留下影子的女人,就成了“罪魁祸首”。说来十分奇怪,花团锦簇的太平盛世,美女可以倾国倾城,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一旦出了问题,却少不了女人误国,红颜祸水,狐媚惑主。
  夏桀亡国是因为“荧惑女宠”;商被西周推翻,有个被纣王宠爱的妲己,“唯妇言是听”;西周的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才“烽火戏诸侯”,以至亡国;吴王夫差被西施色相迷惑,使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机可乘;汉初吕后险些断送汉室江山;隋炀帝更是沦于女色陷阱荒淫无度而失国;杨贵妃的妖冶使风流天子玄宗几乎命丧安史之乱;多情的李后主因女人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徽宗耽于声色犬马而沦为金人阶下囚;明朝断送取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咸丰“天地一家春”导致慈禧祸国殃民四十年……历史上的“小女子”至少影响了许多大事,打乱江山、断送社稷、改天换地,女人都插了一手;或反过来可曰没有某个女人、某些女人,“历史将重新改写”。
  如果以为这些历史记载中有谴责或规劝皇上的意思,那就错了。真有那点儿意思也是后人“误读”出来的。仔细看历史的奥妙,都是在灭国或祸乱之后向女人追加认定罪孽的。如果没有变故,或者皇上文治武功都说得过去,又或者在历史排行榜上被评为最佳皇上或优秀皇上的,比如秦皇汉武啦、唐宗宋祖啦等等,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说三道四。所以指责女人和规劝皇上无关,女人是女人,皇上是皇上,罪孽是女人的,辉煌是皇上的。
  第二,帮着权贵骂贫弱:
  《太上感应篇》中骂道:“盖万恶淫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试讲种种祸害,指醒迷途——一害天伦:男女各有配偶,这是天定的伦,乱了他,不要讲到他们情义乖离,他的伦,我去乱了,便与禽兽无二,披毛带尾,是无别的,戴帽穿衣,也是无别的么。”
  中国是“礼仪之邦”,合理的标准是合礼,丈夫有多个妻妾是合“礼”的。如《礼记·曲礼》规定: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有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晋令》《唐之律》《明律》等也有类似规定。可是,多少权贵妻妾成群,多少穷人性饥渴与饥寒交迫。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光棍、鳏夫,实在憋不住有一点“偷情”行为,甚至冲着动物发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阿Q跟小尼姑也好、吴妈也好,都没怎么着,可招致连打带骂的胖揍。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2)
  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悖天理,张人欲”,也就是一边严厉主张用“灭人欲”扫黄,一边自己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朱老夫子任提举浙东刑狱时,看上了绝色风尘女子严蕊,但那女子偏偏与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相好,朱老夫子上奏皇帝告唐仲友奸邪,又滥用职权关押严蕊,罪名是有伤风化。严蕊得知朱熹调走,给接任的官员送上一首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奴走了,奴不奉陪!要不是这首诗透露出来,朱老夫子比谁都冠冕堂皇地正人君子。
  可见,朱老夫子不仅自己“富贵思淫欲”,而且还利用职权打击迫害三陪女,可谓虚伪到家。他给那位古代三陪女罗织“有伤风化”之名,挥舞的也是“万恶淫为首”的大棒。
  第三,帮着皇帝骂百姓: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际上,礼也不上皇帝。在皇帝那里,任何法律礼教都会有惊人的突破。汉武帝遍选天下美女,后宫中嫔妃姬妾多达三千以上。晋武帝后宫中也有数千宫女,平东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姬妾积累到万人。该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表现出在美女方面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在收藏界也算有独到的成就,堪称“美女收藏家”。而且他在宠幸谁的问题上也有独创。由于美女太多,宠幸不过来,就坐上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就宠幸那里的美女。但该皇帝这方面的“政绩”被后来者丰富发展,很快就黯然失色,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仅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宫女就超过四万。羊拉车的方式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发明了“宠幸彩”,就是设下彩局,美女们撸胳膊挽袖奋力摸彩,一旦中彩,即可荣享万人中之幸事。所谓“万幸”“万幸”,万岁之宠幸者也、万人中之获幸者也。因此,唐玄宗不仅对中国语言学有一定贡献,对中国古代社会博彩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统治者如此,但好像算不上“淫”,否则,《太上感应篇》归结的害人害己的“十二害”,岂不是犯上作乱?十二害只害百姓,不害达官和皇上。如果说,衡量是否为“淫”的标准是看是否合乎“礼”,其实皇上早就超乎“礼”,而且其“淫”的程度是万民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是淫之顶端、淫之魁首,但还没见到哪个历史上的史学家、道学家实事求是,说一句“万恶皇为首”。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1)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着,秦国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的一段话:“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量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不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贵千金,独不可使妄少有利焉?”
  宣太后在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严肃、郑重的场合,公开用描述性交姿势的例子来阐述自己对军国大事的观点,这在后人看来,难免大惊失色。但这件事,恰恰说明了战国时期男欢女爱并不是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丢人的事,更谈不上淫秽、下流。
  《易经》的《序卦》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措)。
  这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的整体性思维,虽然很不精确,却和西方进化论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易经》的《系辞》中更有一段文字:
  天地洇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里,甚至把男女的地位提高到“万物”之上了,也就是说,男女的“构精”,导致了万物的“化生”。
  无论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人们都能了解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对男女和“性”的观念还是很开明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有种种禁忌和压抑,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是重要的推动力。然而人种进化,必然会体现在繁衍的进化变异上。因此,从猿变人,性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劳动,在使人类祖先逐步脱离大自然的束缚时,在使人类祖先逐步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群时,必需要在人类自身繁衍——两性行为这一极为重要的部位发生作用。也只有在这一部位的变异,才能使直立行走、择地而栖、使用工具……进化变异的成果得以固化和延伸。
  的确有人类学家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人类祖先在劳动中,在挣脱大自然束缚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拘囿于四季变换所制约的发情期。
  性行为的“人性化”,表现了人类祖先最早对自然的反叛性,表现了作为人的性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支配。这种最初的“随心所欲”,和征服自然的其他努力一样,为其后人的观念形态的心理结构作出了铺垫。
  男性与女性的交媾,是生命活力、自身繁衍之源。这种早期意识,使人类祖先充分发挥自己业已开掘出来的主观能力去追求性行为,使性行为像其他人类行为一样,从动物性中脱离出来而充满“人性”。
  这种初期意识,当然地孕育出性观念上的原始的主动意识、开放意识,并在后来演绎为生殖崇拜。
  古印度民间有祭祀加兰女郎的习俗,祭祀对一位裸体女郎的生殖器顶礼膜拜,祭司则亲吻她的阴部,祭品也必须接触其生殖器后才能分享受用,人们认为这样才能祛病避邪。
  在非洲、美洲的某些原始部落,舞蹈就是表现性交行为的。人们用狂热而有节奏的舞步扭动身躯来模仿性交姿势,既不感到羞涩,也谈不上什么淫荡,反而是人们喜庆和祈祷的最到位的方式。
  在古希腊,人们崇尚并美化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古希腊人崇拜的神中,爱神阿佛狄忒是一位被美化的神,她是美和性的化身,在诸神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认为性活动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活内容,就与吃饭、游戏、运动一样,而且是轻松愉快、给人带来肉体、精神享受的活动方式。著名的古希腊改革家梭伦在被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官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一项是创办了城邦妓院,政府可以经营妓院或对妓院征税。他认为让人有地方发泄性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混乱。况且,只要不触犯私有制,性欲和堕落、情妇、野蛮、下流完全是两回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作品中曾经这样感慨:“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而伟大的荷马史诗中,两性关系的内容俯拾皆是。甚至特洛伊木马的产生、特洛伊王国的覆灭,也是为了美丽的女子——海伦。
  古罗马人把性活动看成是一种关系到肉体快乐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是贞节和崇高的象征。
  古罗马的保护神就是维斯太女神,他们认为性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性欲。同时,古罗马人相当重视避孕,有许多医生专门研究这一技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古罗马人的性活动已走出了生育繁衍的目的,而重视性活动的愉悦效果。
  禁欲最严的中国也有欢喜佛,就是表现性交姿势的佛像。而欢喜佛的意义,就在于以性交而教化恶性、调和善恶,并且还包括鼓励生育的意思。
  由此看来,人类并非生来就具备谈性色变的特性,而这里,是性观念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活动是神圣、美好、愉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
  就是在男女之防最严格的中国,性禁锢也不是历来就有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左传》中还记载了公元前600年,就是宣公九年的一件事: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2)
  陈灵公与孔子宁、仪行父共有一个叫夏姬的情妇,大家不但互不避讳,而且在议政大厅上把夏姬的内衣拿出来互相炫耀、大开玩笑。
  在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宫里妃子如云,淫声不断,官僚封臣、大富大贵者妻妾成群,则是以女性低下、卑贱的观念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范为特色的。史书从来不记述社会下层生活,帝王将相是主角,而同时帝王将相的宫廷生活,在性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最初的“淫荡”,似乎是一种自然而原始的“升级”,尚无占统治地位的、系统而严密的伦理规范为其注入“罪恶”、“无耻”的色彩。
  男欢女爱在人类刚刚和猿揖别的时代是大胆的和了无牵挂的,甚至在人类文明刚刚起步时,性也并不是洪水猛兽。这正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伊甸园中的夏娃“懂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为自己添置一件衣服。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产生必须以性的禁忌为代价。”于是,“性善”与“性恶”之间的“性沟”,开始凿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沟”。同时,又表现为性观念和性本能两者之间的又一重意义上的“性沟”。要么尽力地压抑,要么极端地放纵;压抑的结果更刺激欲望,放纵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从而招来更强的压抑。规范的内容不仅有了重大的、实际的变化,而且,规范的广度与强度也扩展了。由“习惯”而上升为社会的、国家的,由法律而固化、由道德而强化。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1)
  要说一夫一妻制是正规军,那么各种野路子、杂牌军、游击队、预备役如雨后春笋;要说领取执照合法经营的单偶婚姻是正规作战,那么各种地道战、麻雀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偷袭战、遭遇战……演绎着百态千姿。古代一部诡奇兵法在“情场”搏杀中大显身手。
  于是,一夫一妻制本身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阵地防御战,那些恩恩爱爱、忠贞不渝的“配偶”们,不知有多少已经中弹挂花,只不过“轻伤不下火线”。
  放眼望去,“先富”们许多临阵逃脱,许多还成为显赫的叛军将领;后辈晚生高举“新新”和“小资”的幡子,似乎无意坚守战斗岗位;闹得中间力量亦有所分化,心猿意马,情乱神迷。问题是,虽然总体上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但看看价值裂变,纲纪纷崩,主流意识形态已然难辨泾渭,信仰体系有点像“找不着北”的军事地图,越来越多的人至少在意识上、观念上对一夫一妻制划出大大的问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1.挑战直逼每个人的生活选择
  千万别以为这问题很学究气,以为只适合于社会学、伦理学等等专家学者进行忠于职守的专业探讨。花心老公一句话就可直抵此问题的“现实意义”:“告诉你,一夫一妻制是违反人性的!”于是,糟糠之妻只剩下欲哭无泪的份儿。
  然而,挑战可并非光是赤裸裸的现实,而是有“理论依据”的,其一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其二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往远了说这两者有内在联系,往近了说两者又是互为援军的两股力量。其三就是不少人“难得明白”地运用的“人性”论:一夫一妻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性。当然,这“其三”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大量婚内性生活难以避免地走向枯燥乏味,而婚外的性刺激长期“保鲜”,有点像家用电器在城里消费疲软,在郊区或偏远地区紧俏走红,形成巨大反差。
  什么事儿在社会实践中跟时尚沾边,再加上“理论依据”的助阵,就有点意思了。所形成的挑战力量,不在于让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理性地接受,恰恰在于迷迷糊糊地影响了人,造成挥之不去的心理暗示,还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心态和行为。
  “一个丈夫一个老婆,这玩意儿合理吗?合时代潮流吗?”
  如果一夫一妻制已经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只是靠道德法律在维系,只是习惯势力的延续,对偶婚姻如果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古老建筑,总有一天会像苏东社会主义一样坍塌,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与时俱进?是否应当冒险超前?
  疑问、困惑,常常并不是中性的,并不是考量本身。很可能潜移默化地转为某种冲动、某种期许,某种情变、某种自我原谅或慰藉,某种自我纵容或推动……
  2.一夫一妻制历史并不长
  原始社会早期曾存在群婚制家庭,即氏族部落中男女通婚;后来又出现普那路亚婚家庭,就是不同部落之间同辈男女互相通婚。母权制社会,存在着母系大家庭,氏族外婚制、一妻多夫制等家庭形式;父权制社会存在着从夫居家庭、一夫多妻等家庭形式。在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曾经出现过对偶制家庭,虽然一男一女为夫妻,但很不稳定,也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盛行联合家庭,又称为“大家庭”,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子女组成的家庭,与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子孙组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称作“三世同堂”、“四世同堂”。
  人类进化的历史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今天考察社会演进,用单一的决定论是偏颇的,用任何一元决定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都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将时光倒退到原始,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显然更为突出和根本,因为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类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尚且十分重要。直到今天,一夫一妻制存在延续的依据已然多元化,但生产方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仍然是无法轻视的。
  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的时代,女性不仅可以有许多“丈夫”,而且处于核心和掌权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这种历史其实很长。“生育优势——生产优势——权力优势——神化优势。也许这也可以称作‘四大绳索’。正是在这‘四大绳索’的束缚之下,男性处在等而下之的地位。”(见拙著《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四大绳索”中前两项是基础,“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十分重要,男人算什么?你来自女性!不仅如此,女性的采集活动比男性的狩猎活动更稳妥、可靠,也更容易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格局。于是,女性掌管原始祭祀,又捷足先登地披挂上神的灵光——女娲战胜洪水猛兽、炼五色石而补苍天,被认为是神话与象征版本的母权制记录。
  父权制推翻母权制并取而代之,有点像今天的“拆迁工程”。——母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被直接挪用过来:依然是生育优势和生产优势。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两性交配才能繁衍后代时,女性神秘的光圈被冲垮了,甚至被看成男性借以播种自己的后代之种的一块土地——就像在田野里播种而生长出植物一样,而土地则是最早被人类征服的自然条件之一。女性生育优势的丧失,立刻使其沦丧为男性发泄情欲的对象,男性成为主宰,成为掌握“工具”和“载体”的主人。向大自然更为广阔的进军,对危害和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灾害的抗争,保卫生存和满足欲望一切活动的开拓,以至于人类之间一切社会性的血亲复仇、氏族征伐、宗教争端……男性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力军。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2)
  面对历史如此的昭示,我们应当明白一点:一夫一妻制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产物。
  有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历史上愚昧和野蛮的产物,现代文明是对其否定的力量。甚至有人举例说:中国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因而强大,清末一夫多妻被“革命”,而一夫一妻制的实行造成国家一蹶不振与落后挨打。——这种说法,实在为一夫一妻制造成冤案。罗素说:“人类的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渐渐衰落的历史,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中,恰恰在开始历史记录之先,父权即已达到它的顶峰。”于是,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现代文明诞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的。
  3.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
  判明人的一种活动是不是属于生产的范畴,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它是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看它是否在创造着生活资料或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种粮、打猎是直接创造生活资料,而制锄、制弓箭、采矿等是在创造为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具,即物质条件。这两者当然都是生产。那么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否也是符合这两条标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就单个的人的生育过程来讲,受孕、怀胎、脱胎以至于最初的哺育,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因而人的性交活动、种姓遗传、人口繁殖等,总之人类自身的生产,从本质的严格意义上讲,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再就是生产必须靠人来进行,无论是作为肉体的、活着的人,还是作为有能力和技术的、劳动的人,都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为生产提供了物质的而且是首先必要的条件。由此我们看到,人类自身的繁衍当然应该属于生产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劳动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离开人,不可能进行劳动,不可能制造或使用工具,更无从谈起物质生产。可见,把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割裂开来,把它从生产力中抽调,是荒唐的。人类自身生产这一活动,不把它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导致到人是上帝所造等说教中去。
  群婚、杂婚、普那路亚婚(不同部落的一群兄弟和一群姐妹之间的通婚)、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等都是远古时期的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0页)私有制产生之后,需要明确财产继承,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瓦解,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家庭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决定的。
  正因为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绝不能由单个的人独立完成,也不能由同性的人完成,必须由男女的结合才能完成。一男一女,不多不少。打破原始共有制的“罪魁祸首”是剩余财产,更是劳动的人。正是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造成了财产的剩余,同时也使智力达到了对于“劳动力”的认定。一方面,自己生的劳动力为自己创造财富服务;另一方面,剩余财富“肥水不流外人田”。单偶家庭成为双重的生产单位。
  4.一夫一妻制与私有制
  正因为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关照之中,所以设想一夫一妻制在某一天坍塌,只能是一相情愿。
  公民个人,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主体,单偶制家庭,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上,人类社会的私有制方兴未艾,这是一夫一妻制最雄厚的基础之一。最自私的人也难逃一死,而越是自私越是关注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即使发达国家征收高额遗产税,但遗产、家族、血脉、事业、著作权等等必须有定向延续的生命期待。无论生前死后,只要子嗣、继承、血缘关系不可能烟消云散,一夫一妻制就是必然的。或者可以说,一夫一妻制不仅仅是由男女结成夫妻的关系所决定的,也是由纵向的代际关系所决定的。
  一夫一妻制与所有制之间已经联姻而成稳固的“一夫一妻制”,只要所有制依然方兴未艾,就无法“休”掉一夫一妻制。更重要的是,私有观念已内化地发散为子嗣观念、亲子观念、家庭观念、继承观念,就连夫妻之间的“忌妒”心态,也有私有观念浓重的影子。
  生育观念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摇一夫一妻制的因素,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因为第一,经济发展的畸形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还不可能使更多的人轻视生育;第二,竞争的加剧既使竞争主体多元化,也使“家庭作为竞争主体”强化;第三,繁衍的需要作为社会基本需要的地位是无法从根本上动摇的。
  5.公有制不跟一夫一妻制过不去
  那么,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公有制的中国,不仅没有打破一夫一妻制,反而更干净利索地实行一夫一妻制呢?因为,单偶制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最基本的消费单位。或者说,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经济链条中,单偶制家庭都是基本单位。因而,即使是“一大二公”,也要以此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尽管人民公社、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政党团体等等高度统一,“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但是谁也无法取代生儿育女这件事,也就是说社会需要繁衍。越是强调“公”,越是需要“平均主义”,你可以一切生产资料归公,还可以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但是你不能把男男女女全部集中起来重新分配来个“性爱大锅饭”——因为一男一女配对儿,本来就是最平均的。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3)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古今中外设计乌托邦的人都或多或少挑战一夫一妻制,但是,如果连中国人民公社时期都没有向一夫一妻制开刀的话,想人为打破一夫一妻制的努力,就别再费心思了。
  私有制跟一夫一妻制不结仇,公有制也没跟一夫一妻制结下什么梁子。剩下的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非洲大陆了,可那里也在发生演变,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属于“边缘化”。
  6.单偶结合是家庭的核心框架
  一夫一妻制不仅是一种性爱的、情感的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家庭模式,即夫妻配偶是家庭的核心框架。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家庭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夫一妻制基本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家庭变小,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子女各自成家以后,只剩下老年夫妇生活在一起的“空巢”家庭、夫妻不主张生育子女的“丁克”家庭、夫妻之间分居的“单居”家庭、母亲与子女或父亲与子女组成的“残缺”家庭等等。但是,核心框架不变,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模式的主流地位不变。
  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表现在: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职能在弱化,但家庭作为市场经济中竞争单位、消费单位的职能在强化。②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传统社会几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一对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普遍形成。③家庭的教育职能提高,家庭教育成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④抚养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虽然这方面的职能在逐步走向社会化,但由于经济关系、情感关系在家庭中被浓缩,家庭在对待老人、子女方面的权利义务仍然不可能被完全取代。⑤在生育问题上更加理性、科学,家庭对生育数量和人口质量承担更多的责任。⑥家庭更加注重生活的提高,注重每个家庭成员独立的个人意识,同时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向家庭渗透,形成新型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中国古诗中的名句,表明战争岁月里漂泊流浪者对家的思念。“我想有个家”、“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常回家看看”……许多脍炙人口的当代歌曲,唱出了人们想家、爱家、恋家的情怀。人出生在家庭,自幼生活在家庭,上学时依靠着家庭,外出时思念着家庭,成人后还要建立新的家庭……家庭,是每个人生长的摇篮、心灵的港湾、生命的依托。而家庭,依然是以单一配偶为核心框架支撑的、姻缘与血缘的基本组合。
  7.为“一夫多妻”张目绝不明智
  中国历史上的一夫多妻是有条件的,第一是极权专制,第二是等级格序,第三是太监、战争、徭役、戍边、农奴。可以说,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与事实上的奴隶制相辅相成。性权不平等,对性权的大量剥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锻造强大的性压抑和性禁锢的锁链,是嫔妃如云、妻妾成群、二房三房等等的社会条件。何况,一夫多妻的“夫”,对于“妻”实行所有权和垄断权、实现主子欲和宰制欲,以女性物化、非人化为条件,即以女性的权利和人格极为低下为条件。同时,大批女性的“奴婢”,必然在社会宏观上伴随着大批男性的“奴隶”。在西方,在击溃皇权、神权、领主或庄园经济的过程中,击溃性禁锢,“性欲解放”和“性权解放”在一定阶段并行不悖,“性权解放”甚至更为实质。
  有的朋友,尤其是在网上,向往或“倡导”一夫多妻制,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8.生物学类比行不通
  有人认为,一夫多妻,有生物学的“依据”。比如哺乳动物多是“一夫多妻”,比如狮子的“一夫多妻”造就了该物种的强大。也有人认为,一夫多妻符合“市场竞争原理”,强者多妻,是竞争的结果;而一夫一妻,则是“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这种说法的荒谬,在于两种说法内在地相通,都是将生物学现象简单类比而套向人类社会。
  适者生存绝不是强者生存、优者生存,以强、优的姿态而体现“进化”就离灭亡差不太远了,已经有科学家以此种眼光解释恐龙灭绝。适者的“适”,包含自然选择的意思。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的作用只在于保存那些已发生的对生物体有益的变异,它不能引起变异,也不是一种神力。‘选择’一词并不含有有意识的意义,正如人们说万有引力控制着行星运行时,‘控制’一词不含有有意识的支配一样。”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性发展中,绝非任何有意识的选择和控制的结果,任何大思想家、政治家都无法宣称自己对一夫一妻制的产生、确立有设计专利。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必然导致性权和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与之相伴随的宗法式的“土豆系列”拉近了繁衍过程中的血缘关系,绝不利于“优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达官贵人、大款富豪、明星巨腕……宁有种乎?相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许多优秀人才的成功与青少年时代的吃苦关系密切。靠所谓“优秀人物”——实际上是“娶”得起多个“老婆”的(养得起多个“二奶”“三奶”……)“育种”,不仅难以优化人口,反而极易“一代不如一代”。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4)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简单类比达尔文进化论,鼓吹人种、种族优劣的不是没有,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不是什么进步,而是灾难。
  一夫一妻制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有不止一个取向的价值维护力量,有“多元化”的思想流派支撑。有著名学者说将来一夫一妻制必然崩溃,必然被更先进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所取代。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出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来怎么啦?一夫一妻制再不完美,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做出一夫一妻制从主流模式上下岗的预测,是毫无依据的。即使在遥远的未来,其他的什么“制度”会出来,一夫一妻制也应在多元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人喜欢发散、流转,有人喜欢终生相伴、相依为命;有人喜欢同性恋,有人喜欢异性恋;有人喜欢非确定性,有人喜欢确定性;有人喜欢性欲导向,有人喜欢情感导向……为什么一定要“崩溃”?为什么一定要“取代”?……这些针对一夫一妻制的提法,既不符合自由主义,也不符合保守主义,是想充当伟大设计师的人的空幻思维的反映。
  还是将未来,交给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本身比较妥当。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1)
  世间之大,无奇不有。据报道:假处女膜一时成为紧俏商品。对这件事儿,我的看法可能比较独特。曾经有记者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回答:我是支持的。支持的原因在于:“处女膜至上”是一种很愚蠢的观念,依靠科学,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克服这种观念。“假处女膜”出现,时间一长,让男人们觉得没法识别真假处女,真假难辨。通过这种途径,可以逐渐淡化“处女膜”意识。——实际上是克服所谓“贞操”等等套在女性头上的锁链。
  也许,这种想法是有点太独特了。由于这种事很难进行调查,我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社会实践的一种想法。对于人造处女膜的出现,究竟怎么看?刚一开始,就有读者就此问题的提问,促使我思考。权衡的结果,我认为假处女膜的出现总体上利大于弊。
  你说“善意的欺骗”也好,“以毒攻毒”也好,这种“以假乱真”,可以类比的事例不是没有。比如说,有的地方为了制止滥砍盗伐,说冲撞山神要招灾,往往很灵,比普法宣传和环保宣传管用,立竿见影;而所用的手段是迷信。科学理念的灌输可以在较长时间里进行,先制止再说。而且,人造处女膜还算不上迷信,里面肯定有科技含量,因为你必须造出“真的假处女膜”,处女膜是假的,产品是真的,做不到这一点这玩意儿很快就没市场了。还有要做到一点,就得是安全卫生,用假处女膜带来感染也不行。应了古语“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有人提出质疑:现在社会缺乏诚信,人造处女膜的出现和使用,是不是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也许会有点关系,但基本上是两码事。这种假处女膜的“假”,其实是一种“拟真”。女人需要的假东西还少吗?假发、假眼睫毛、假乳、假臀……人造美女公开亮相还评选,她身上的美丽有许多既不是爹妈给的,也不是健美锻炼的结果。极端一点,泰国的人妖有三种,第一种是变性,第二种是手术变肢与整容,第三种基本靠整容与化妆,才出现了艳光四射的假女(第一种还可以说是男变女,第二第三种就是男扮女,也就是假女)。人妖的妖,不光是妖怪的妖,也是妖娆的妖,妖冶的妖,总之是怪诞的欺骗与性感的审美相结合。再扩大一些,比如假花、假山、人造性具、橡皮人等等,这些与假酒、假烟等假冒伪劣产品不是一回事。人造处女膜总的来说属于前者。当然,这种东西有特殊性,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利用、迎合了“处女膜至上”的庸俗观念,另一方面,它又在普及一阶段之后淡化以至消除这种观念。你想,一个干了好几年的妓女也可以突然有一天回到“纯真”、“纯洁”的“处女”,处女膜还有什么可以“至上”的?也没法“至上”了。
  当然,这种事会使许多男人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所以凡是用人造处女膜的女性,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她们来说是“绝对隐私”。可是,在“诚信”的道义评判面前,注重处女膜的贞操观历史更长,更顽固,更落后,社会危害也更大。当然,这只是在提到如何看待人造处女膜的利和弊的问题时,从特定的角度看,认为其利大于弊,但不等于说我提倡靠普及人造处女膜的办法作为克服“处女膜至上”愚蠢观念的主要手段,更不是惟一手段。但是,权宜之计也并不是都要排除的。况且,人造处女膜的出现,是以“处女膜至上”观念为土壤、为前提的,没有这样的观念,假处女膜不会有任何市场。因为它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没有实用价值,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特定的针对性、特定的对象——“处女膜至上”。
  “处女膜至上”的意思是说,什么一见钟情,什么山盟海誓,什么女性美,什么性感美,即使你情深似海,即使你貌若天仙,即使你很健康,只要不是“处女”,甚至你是处女但只要不“见红”,这女的就立马“贬值”,而“受骗”的男方或恼羞成怒,或情感一落千丈,或郁闷寡欢,或常年耿耿于怀。也包括男方的家人,让那女的抬不起头。“新婚之夜成了毫无意义的‘探宝’行为。一旦‘处女宝’没有找到,男方会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会有一种低人一等,屈辱愤恨的感觉,好像自己生命当中失落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件什么珍宝。当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大大降低了珍爱的程度,还会再从中发掘和领略更重要的东西吗?而女性一方,则开始怀疑丈夫的不忠,开始担惊受怕,甚至为自己的无辜白白地承受着负罪感。”这种情况其实说的是现在,而历史上更严重。所以我在《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一书中认为:“‘处女宝’代替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切……当‘处女膜文化’在中国人心理上彻底消灭的时候,才标志着妇女解放,也才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确立。”
  可悲的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改革开放快30年了,而“处女膜至上”的观念还颇有市场。我了解到这样一个绝非虚构的故事: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处级干部,由于结婚以后没有“见红”,认定妻子不是“处女”,明里暗里以种种手段和他妻子较劲,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懊丧。两人一闹矛盾,他就拿妻子“不贞洁”说事,使妻子长年被套在一个无形的锁链中遭受精神折磨,结果导致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处女膜至上”的观念扭曲了许多人的心态,已经是一种“文化”,弥漫在中国人心头。然而,这既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也没有任何宗教的神圣。按说科学发达了,人们已经知道在女性生殖器官中,处女膜只是未婚女性阴道口上的一层不完全封闭的黏膜,除了性交,剧烈运动或意外的身体碰撞都可能导致破裂。可是,庸俗的观念顽固地看重处女膜,这不仅是褊狭和自私,而且是愚蠢和反智。问题在于,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冥顽不化,可见中国一些亘久绵延的传统思维,靠口口相传,靠潜移默化,已经成了“文化基因”。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2)
  文化基因,当然和遗传基因不同。“处女膜至上”的心态,是不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就连今天的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是不是应当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性潜意识中找原因?非也!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恰恰是性欲,是我禁忌的性本能,禁忌是后天的。“处女膜至上”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禁忌,而绝不是性欲本能,只能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中世纪”尤其漫长,社会对贞操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种性文化,已远远脱离了人的本性,愈演愈烈地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没有刀枪剑戟,没有炮火硝烟,然而女性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却不亚于战争的牺牲品。为了换取一块“清白”的门帘,逃避一种“耻辱”的印记,她们不但逆来顺受,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摧残鲜艳的躯体,奉献青春的岁月,以至于用无边无际的压抑,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护这种捆绑自己的锁链。
  所谓贞节、贞操,在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秦国宰相吕不韦的侍妾,后来,吕不韦把她献给秦始皇的父亲秦王。甚至有野史认为,当时其母已有孕在身,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管野史的传说准确与否,这件事起码说明,当时对女性所谓贞操的要求并非像后来那样苛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后来,吕不韦把自己绝非处女的小老婆献给皇帝,绝对是犯了欺君之罪,至少要被砍头,甚至可能祸及全家、被灭九族。
  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皇权、父权、夫权步步走向绝对化,纲常礼教日臻强大严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节操,也在不断升级,直到宋朝、明朝,发展到了极致,内容包罗万象,形式繁冗庞杂。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解读今天中国许多危机潜伏、悖论纠缠的枢纽。所谓君臣父子,所谓夫为妻纲,所谓“夫死从子”,这些纲常礼教虽然在孔孟“原教旨”中就有,但大致从汉代以后意识形态化,演绎成专门维护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父权也好、夫权也好、男权也好,从微观和现象上看是有的,甚至还挺严重,但是从宏观上看,从实质上看,其实都是依附于、服务于、受制于皇权、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比如,一个男性的农民和一个女性的妃子相比,谁更有地位?男性的文臣武将见了武则天不也得跪拜?大清时哪个“男子汉大丈夫”敢冒犯老佛爷的淫威?再说父权,儿子当了高官,当爹的再也威风不起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牺牲的都是孝。
  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来分辨对“物”是否“初使”或“初占”。如果说太监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戕害阉割而完成驯化、隶属的非人化,女性“见红”检验就是通过将生殖器官抽出、实行观念垄断而完成非人化,两者是同样残酷的。因此,将属于女性的“处女膜”归还给女性,才谈得上女性向人性的回归。
  一种观念被专制强权意识形态化,进而也被文化心态化,更重要的是成为支配和主宰人们心态与行为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其潜移默化的程度,可以从女性的“认同”来看,这也是十分可悲之处,那就是女性本身也成为这种观念的“认同”者,甚至是“自觉”的实施者和捍卫者。 “见红”的“红”被称为“元红”、“新红”、“喜红”,备受赞颂和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清末民初有一首俗曲“五更调”,唱的是“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洞房”,唱出的恰恰是女性的心声: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3)
  三更里明月来相照,
  就好似狂风吹折嫩柳腰,
  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
  忍痛含羞由他来颠倒。
  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
  不怕羞拿到灯前照。
  新郎见喜红,心中名欢悦,
  说奴是黄花闺女,
  喜笑在眉梢。
  不但新郎要验红,有时外面的男方家长和宾客们都要“眼见为实”地传看这块血迹斑斑的“白绫标”,那是新娘贞节的有力证据,众人交口赞叹,新郎因没有摊到“假冒伪劣”而扬眉吐气,新娘因自己是“合格产品”而自豪窃喜,的确称得上是“深入人心”。
  文学作品中,即使是描写浪漫爱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高度“认同”。比如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张生在初夜事后因见落红而唱到“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而身价倍增,通过“资格考试”的莺莺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皆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点红,决定女子的身价、地位、命运、前途,如果不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则“春色满园全关住”了。
  这一点,与中世纪欧洲庄园主的“初夜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封建领主(一般为贵族)领地内的所有农奴新婚时,都要把新娘交付领主首先“使用”。农奴的妻子看来必须是要失去“贞操”了。但与中国的“见红”的共同之处在于:女人仍然是男人的工具,否则怎么会发生“使用权”的转移呢?只不过在工具的使用权上按等级分配,领主依对农奴的占有权而享有使用其妻子的优先权。多么“贵重”的处女膜,多么低贱的女人。女性对扼杀自己的观念锁链予以“主动配合”,这的确是很悲惨、很令人痛心的一幕。问题在于,这样的偏见至今并没有绝迹。女性要想提高地位,就靠信奉贞节贞操,要想获得人的尊敬,就靠更严格地遵循这些扼杀、降低、残害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
  女性贞节的第二个标志是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说,男女不得有任何肢体、肌肤的接触,甚至连衣服也碰不得。更有甚者,让男人看一眼也算一次“失节”。《烈女传》中,有一位贞节烈女,她的胳膊让男人拉了一下,她气愤不过,因为这胳膊已被男人弄脏了,不贞了,为了维护贞节,她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
  就连女性最看重的容貌,在贞节面前也一钱不值。唐代名相房玄龄年轻时,有一次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却哭着到他床前,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表白自己绝不再嫁。与当今女性的美容、整容相反,历史上多次出现自愿“丑容”、“毁容”的女性,当然是为了贞节。——“生命诚可贵,花容价更高;为了贞节故,二者皆可抛”。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这些话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说明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
  女性贞节最重要的,还要算从一而终这一条。女性的贞节,是从小就要树立的。从小就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学习将来为人妇的道理和技能。嫁人时,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无权决定,嫁过去之后,要上侍公婆,服从丈夫,夫死守节,从一而终,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一天张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妾道:“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答:“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张天锡病危,二妾双双自刎。可是,张天锡的病却好了。
  南朝梁时,有一个叫杜嶷的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妾。一天该女收到其父来信,正读时杜回来,妾羞以家事告杜,将信吞下。杜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尚剩一口气。杜看完信,知道妾被冤枉,但妾已气断命绝。
  隋朝有个崔姓妇女,十三岁时嫁给郑家,丈夫死时,崔氏年方二十,其父不忍看她年轻守寡,劝她再嫁,崔氏为表白绝不再嫁的决心,截了头发,割了耳朵,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男人的倾慕和自己的欲念随着花容毁灭一起烟消云散。
  到了宋朝,大倡贞烈之风到了荒诞地步。有人问宋朝理学家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在这种宣传下,往往做出惨烈的牺牲以保贞节。
  如果说为贞节而赴汤蹈火、自毁芳容,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百世流芳”,那种守寡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清朝一位“高节妇”,17岁时开始守寡,守到96岁而死,79年中两万八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滋味,任何超常的想象力都难以体会。有一寡妇,丈夫死的时候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儿子长大成人中了状元,结婚的那天晚上,母亲把儿子叫过来,递给他一个包袱。儿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又光又亮的铜钱,上面的字已经磨损。母亲给他讲了铜钱的故事: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经历了多少难以入睡的夜晚啊!每天夜里我会想入非非,只有劳累才能使我入睡。于是我每天半夜都要从床上起来,把这些铜钱扔在地上,在一片漆黑中趴在地上摸索,直到找到每一个铜钱为止,这时我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现在你娶了新娘,希望你别忘了这些。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4)
  至今,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批判贞操、贞节、贞烈的道德、法式,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支配人的行为的意识中,而且在许多理论上、宣传上、主张上,还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贞节、贞操的观念为依据。有人提出中国应当立“贞操法”、“贞节法”,有人提出对青少年加强贞操、贞节的教育,许多老师、家长、专家甚至提出“靠贞节教育来加强女青年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更多的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实际上依照和运用的也是这些。所谓对“贞节”进行新的解释,所谓保留其中合理成分,所谓“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造和发展等等,其实是不了解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非文明、反价值、反人性、反智慧的集权专制遗风。
  一种“道德”,只要求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失效,比如要求女人而不要求男人,在人与人之间堂而皇之地搞“双重标准”,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违反了人性,牺牲自己的幸福,忍受极大的痛苦而对人对己并无实质益处,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剥夺人的“性权”,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殖器官自主支配的权利,迫使一个人依附、顺服别人,甚至让渡自己合法权利才能避免谴责惩罚,它就是不道德的。一个女人为爱情而付出自己的身体,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当一种“道德”宣判她的贬值、不洁净、低下的时候,这种“道德”就是不道德的。
  因此,用所谓贞节、贞操为标准来衡量女人是否自重、自爱、自尊,恰恰是诱导女人自轻、自贱、自弃。正像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还有许多困惑,无法充分运用民主权利,无法全面维护合法权益,无法充分表达自由意志等等一样,女性还有许多的妥协、忍让和无奈。但是,价值取向是要搞清楚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腐朽没落当先进文化,拿着锁链桎梏当精神文明,拿着倒行逆施当与时俱进,那就不仅是女性,也是包括男性在内的民族的悲哀。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1)
  无论怎样追求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审美价值都“不平等”。男子的选美大赛和女子的选美大赛无论如何不可等量齐观,一个潇洒标志的帅哥和一个艳光四射的靓女,在性审美的视角面前不等价。因为,男性之美在于力,女性之力在于美。就像雌性的孔雀无论怎样羽毛丰满,在雄性孔雀开屏时也会黯然失色。对于这样的差别最好撇开理性论证,而一言以蔽之——“上帝的安排”。
  于是,男权社会维护巨大的男女权利的格序之差,必然以女性的遮掩为重要条件之一,暴露是大逆不道,东西方皆然。怎样婀娜多姿的女体,在衣带包裹下也失落大半性感诱惑,而怎样道貌岸然的君子,在暴露的女人面前也难以无动于衷。“坐怀不乱”指的是行为,不是心理,就连先哲鼻祖,也只管“非礼”的“勿听、勿视、勿动”等等,而不管“勿思、勿念、勿想”,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根本做不到。
  别以为西方最早出现裸体画、裸体雕塑等等,就觉得西方始终比东方开化,绝不尽然。在西方,连思想意识,也就是内心的“色心”“色欲”也曾经被禁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欧洲思想解放、技术革命等等之前,是黑暗笼罩的中世纪,性禁锢是黑暗中的黑色精神囚笼。圣·奥古斯丁教皇认为:性生活是罪恶的起源,性欲是传播罪行的渠道。禁欲是当时社会的观念中的主旋律,不仅宣扬未婚者的贞操,而且强调已婚者的节制。基督教开始并没有成形的性伦理法典,对性的理解受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教的影响。诺斯替教大体上由东方神秘主义、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混合而成,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儿乱,用它来指导人的行动,只能造成晕头转向。而基督教、斯多葛主义再一掺和,简直叫人不分裂成好几块就寸步难行。比如其中认为结婚是恶,生育是传递恶势力的工具。所以,人类只有绝种了才能实现善。
  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算是“开明”的,因为教义中肯定了性是创造的一部分,因而是善,但对性活动严格限制。一方面反对所有性交,要求禁欲;一方面支持所有可能的性交经验,只要它不是生育的。一方面肯定生育是性交的基础;一方面极力主张童贞。总而言之,要是真的把中世纪的行为规范看明白,并且真的当回事儿(当时也必须当回事儿),就只能找不着北。总得给善男信女们指条活路吧?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内在的态度和思想比外在的行动更重要;在内心、思想上肯定性交的神圣意义,但是要认识到它也是恶的源泉,所以必须禁欲。
  当时,社会在教会的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信仰方式。当时的文学、艺术都体现了对人的自然需要的压抑和否定。那些修行者穿着质地粗糙、极不舒服的衣服,身上绑着沉重的铁块,故意忍着饥渴,睡硬木板。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女人毫无兴趣,把脸割破,弄出伤痕,有的人把头发剃光。我猜想他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表示自己拒绝女人的坚决——你看,我都这样了,难道我还是个采花大盗吗?我这是为了让女人不喜欢我,我宁愿如此!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性欲这东西实在难以泯灭,我自残、自戕、自裁,用以驱除邪念。——果然,他们的“修行”颇有成就,历史上诞生了一个有名的“自我鞭笞教派”,平常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就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用鞭子抽打自己。当然抽打得越凶,专业水平越高。我看资料看到这里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些人虚伪,对上帝并不怎么虔诚。大概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太少,他们不了解中国太监。但也应该知道,把那点东西“戕”了不就完了吗?又下不了手。通过抽鞭子这种办法驱除性欲,究竟是不是虔诚,有没有用处,难考。
  这一派,无论如何还算有点“自觉意识”,用驱除邪念来祛除好色的根源。而社会上更多的是把好色看成“着魔”,女人才是“魔鬼的化身”。男人们,也包括女人们都相信妖冶的女人是用淫恶来诱惑、迷醉男人的妖魔。被妖魔化的女人,当然首先是国色天香、天生丽质的美女。经常有女人被砍首或烧死,原因是长得美丽。只要有男人迷恋她们,她们就是“撒旦”。即使是品行端正的女人,也有被判“封刑”的,就是用铁面具把脸封起来,那是终生无法摘取的铁罩,让美丽的“妖气”在铁罩中随着生命的苟延而枯萎。许多国家还有一种酷刑,对并不美丽、但曾经通奸的女人在身上烙上一个图案,表明她们有“前科”,用中国的话叫“破鞋”。
  欧洲是思想家迭出的地方,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思想上的代表人物。比如,大概是看到了当时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为了提供理论指导,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应运而生,并与时俱进地推出自己的理论著作《论婚姻的善》。思想家到底是不一样,人家就知道将所有否定性欲望的训诫进行理论整合,提出性欲望“本身有恶的趋势”的哲学概括。恶是什么?是正当秩序的缺乏。他虽然赞赏结婚夫妻之间的爱,但有性交是恶的,所以如果婚姻达到善,那就必须根据理性来重新安排性欲望,将它的意义组合进对上帝和邻人的正当的整体的爱中。——明白了吧?性交的时候你不能仅仅爱性交对象,你爱的是上帝和邻居(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成语“同床异梦”)。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2)
  结婚有三重目的:为了孩子好,为了夫妻忠实(与通奸相对),为了不离异(与离婚相对)。为了保证婚姻不能实现这三重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他指出仅当性交为了生育的目的时才是正当的,没有生育目的的爱,是有罪的,虽然不一定该死。
  善于从根本上谴责性欲,也就是从理论上对性欲进行釜底抽薪式否定的奥古斯丁,将性欲与原罪联系起来。他在《婚姻和性欲》中确定性欲在原罪神学中的地位,认为原罪的作用在性欲反对更高的善的理性选择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其理论学说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内容,莫过于指出原罪的作用通过生育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可以称之为“原罪遗传理论”。而在生育中性欲总是干扰理性和意志。也许,奥古斯丁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关系到理论是否能够联系实际,被落实在行动中,所以,在从7~11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奥古斯丁的学说一直被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推广,比如《苦行赎罪规则书》,详细地列出罪恶的清单及赎罪苦行的实施细则,包括禁止通奸、婚前性交、口交和肛交、避孕甚至某些性交姿势,总之千方百计地保证性交不能离开生育的目的。到了12世纪,老奥的理论有点兜不住了,崇高的爱情冒了出来,性欲与快乐原则也蠢蠢欲动,性与婚姻只和生育有关的“教旨”受到质疑,在一定框架格局之内的争论逐渐展开。
  13世纪是以阿奎那为思想标志的时代,他为套在性欲之上的枷锁进行了一定的松动。针对盛行于基督教中的严格主义,他指出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并不主张性欲是内在的恶,这在当时就算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了。道德上的恶是在人性的堕落中,而不是在人性本身。也就是说,恶与不恶在于人的道德选择,而和人自发的身体倾向和欲望无关。所有自发的情感本身是善的,只要它们按理性就序;只有当它们超出或者反对理性规范时,才成为恶。为了给性欲本身不属于恶提供理论依据,他提出了两条理由:其一,在堕落的人中性快乐总是阻碍心的最佳工作,因此必须使之与理性协调,有压倒一切的价值作为它的目的,只有生育这个目的才能更好地为它辩护。其二,理性不仅为性快乐提供一个好的目的,而且通过性器官的生物学功能可发现这一目的。
  可是,他的理论也很难落实到行动,因为,为了保证性活动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符合生育规范的,那就必须保证性活动一定是为了生孩子。这可不好判断。谁能清楚地判断哪次性交是为了生孩子,哪次是为了别的不良企图?阿奎那可谓绞尽脑汁,提出的区别方法竟然是:生育借以可能的精确的和不受阻碍的身体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不管生育事实上是否可能,也不管是不是“怀上了”,只要性交过程得以完成,没有有意避免生育,就可以表明是符合理性的、是符合规范的。所以阿奎那的确比奥古斯丁解放开明得多,他所反对的是反生育的婚姻性交,所以一切非婚姻的、避孕的等等性行为在禁止和反对之列。这一点,一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发挥指导作用。但是他提出的衡量标准实在不足为取,如果不能“完整地”性交,一切性的接触都该反对,这跟中国的“男女授受不亲”倒是不谋而合。可是,和计划生育就完全闹拧。
  我敢断定,中世纪的欧洲是一段制造虚伪和人格分裂的历史,就像中国的某些历史阶段一样。我的依据在于,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只能在表面上伪装善男信女,这是教权统治和种种禁忌给逼的。不信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假如有一对男女相好,两相情愿进行一番云雨之事项,即便是夫妻吧,也要事先声明,我们这是神圣的,与欲望无关;最难的是在高潮来临之际,一定要在内心、思想上与本能欲望划清界限,心中神圣地期望将来的后代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继承我们的罪恶,此刻的自己和对方都排除了任何泄欲的“杂念”;然后,穿上裤子,大概还未等到衣服穿齐整,就立即手划十字,向上帝忏悔,为自己和可能怀上的后代进行祈祷。——大概能做到这些的绝无仅有,可是又必须宣称这些全部做到了,或者至少绝不能暴露自己这些没有做到——虚伪和分裂就这样每日每夜地大量产生。
  文艺复兴冲击禁欲主义,绝对是思想解放中精彩的一笔。但中世纪体魄的瓦解,绝不等于其骨骼尤其是神经同时烟消云散。不仅文艺复兴,而且欧洲启蒙运动的强大思潮,都对于中世纪禁欲主义客气地预留了许多尾巴。直到19世纪,荒谬仍在延伸。而且,笔者坚信,了解这些荒谬,对于审视今天绝非毫无裨益。
  比如为了追求语言的“净化”,文艺作品中要把女人的腿称为“手”,大概腿与生殖部位同属于下部,或者女人腿部的妖气太重。就连家里钢琴的腿也要用布包起来,因为那看上去像是女人的腿在裸露。乳房被称为“胸印”,其实这有点欲盖弥彰,惟恐人们不知道女人胸部的突出“印记”,容易起到反作用。为了阻止对乳房的联想,餐桌上的鸡胸也要称为“鸡脖子”。更典型的是有个叫韦比斯的美国人于1833年出版了一本《圣经》的“修订版”,更加立场鲜明地对原来有点太“中性”的名词赋予强烈的色彩,以表明“划清界限”。比如把“私通”、“妓女”等用“淫荡”、“淫女”来代替;把“睾丸”称作“怪物”;“同性恋”称作“可恶的不轨”、“下流物”。虽然《圣经》被搞得面目全非,但上帝知道了大概不会给这位修订者治罪,因为他的动机是追求圣经的“净化”。但是,上帝一定会让他去检测一下智商。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3)
  又比如为了追求医学的“文雅”,许多与女人性器官联系密切的名词术语被模糊混乱的词汇所取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妇科。医生和患者之间经常进行猜谜或文字游戏。而那些高雅端庄的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了这种反智游戏的牺牲品。1907年,美国的一位女性因奇怪的流血现象就医,她反反复复表达最准确的病症是“腹痛”、“极度衰弱”,克服了重重困难的医生最终发现,她的阴道深处有一根木刺,14年前就掉进去了,期间她结过两次婚,多次就医,但阴道问题始终被掩盖,以至从未发现她还患有阴道癌。这位差点因自己的荒诞而命丧黄泉的女士竟然得到今天看来像嘲讽般的回报: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就此发表如下评论:“美国妇女宁可忍受痛苦冒生命之危险,也不肯轻易暴露她们患病部位……这种行为正是我们社会接触道德规范的标志。”也许,这位为国争光的女士的遗憾在于,美国总统不是中国皇帝,所以她无法得到一座贞节牌坊。
  今天,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喜欢暴露,这是一种进步,而且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是用身体、用美色、用性感挑战男性霸权。你不是说我“头发长见识短”吗?我还有“头发长体型俏”、“头发长肤色润”、“头发长性感美”……
  是遮掩文明还是暴露文明?如果硬要在两者当中做出选择,那就应是后者。服装除了保暖功能和审美功能,还有“暴露功能”,即露得巧妙,露得诱惑,露得突出优势,露得凸现性感。也许有一天,服装设计师的灵感会受到新的启示:设计出一种服装,与当今最“开化”的服装也恰恰相反,只遮掩非性感部位,专门暴露性感部位。当然要因人而异,比如某女具有傲人的胸前双峰,那就不仅遮掩而且收紧周围部位,以使双峰俏突;又比如某女臀部滚圆翘起,那就刻意显露全部或一部分。这样不是太性感了吗?是啊,目的就是突出性感,以性感之美而带动、渲染整体的人体美。这样不是太超前了吗?是啊,太超前了,至少目前如此。所以这只是一种“创意”而已,至于如此创意何时才具有“可操作性”,实在要看社会条件。
  其实,“是遮掩文明还是暴露文明?”——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很需要谨慎的,因为极易流于简单化。社会发展史表明的是,无论是遮掩还是暴露,都可能是野蛮和愚昧的,也都可能是文明与进步的。不仅有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用什么眼光审视的问题。关于前面提到的太超前的“创意”,也是如此。比如,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从在网上发布性爱日记,到公开自己的裸照,再到公开自己做爱时的气息和声音。即,从用文字言说,到用裸照演说,再到用声音言说。虽然比起跳裸体舞,她们没有更直接地面对观众,但她们在充分利用传播手段方面,显然占有巨大的优势。在掀起一阵阵风波的同时,各种评论也相继推出,有人认为她们的做法是推出“性解放”“自我意识觉醒”的崭新符号;有人认为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武器挑战男性霸权;有人认为她们挑战传统,张扬个性,是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前锋冲击。
  当然,也有强烈的反对与抨击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她们的行为无非是暴露狂式的心理扭曲;有人认为她们在公开场合暴露性生活隐私是一种性挑逗,有侵权嫌疑;有人认为她们是借助炒作和轰动效应而追求金钱或出名,“与其说是一种异类的生存状态,还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经营方式”;有人认为所谓挑战男性霸权,无非是一种迎合,在当今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条件下,“挑战”的短期效应会被历史悠久、深刻厚重的男性霸权文化所淹没,持此种观点的批评者质问:当脱得一丝不挂,男性霸权依然没有动摇的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办法?按照这种看法,女性以身体挑战男性霸权的做法,看不到“可持续发展”的宽阔前景。
  各种评论本身就有意义,无论如何,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等等,是在搅动社会性文化心理的风云变幻。她们以及她们同性的追捧者、欣赏者和可能的、潜在的追随、模仿、发展者,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权力意义上的“造势”,或者说是在通过性话语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她们在打破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或者用我们通常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是打破权势分配的格局,打破一种不平等、僵化的权力秩序。同时,也在逐渐造就一种性话语在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中更加起作用的心理意识机制。还可以说,她们进行着一种也许是不自觉的“密谋”,采用一种策略和战术而在权势的纷争之中攻城略地。考虑到网络的新兴特征,她们的举动具有“电子圈地”的色彩。
  是的,她们在追求权力——一种“势”。正像社会上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从事的“事业”一样。只不过,她们公开地、直接地进行着以往比较潜在地、间接地为人们所进行的“性话语”斗争,并且有效地使用了这种斗争的新式武器,如此而已。
  也许,许多人会觉得这种说法实在牵强附会,然而,这样的视角并非本人的独创,只不过在借鉴中有一点新发现。
  “会说话的性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诸多标志之一。”这是福柯在《性意识史》中的判断。福柯所说的“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只不过相对发展阶段不同。人类社会划分为东方西方有各种理由,但在时空交错背后,有一些事物的发展有着共同的演进规律。在福柯所说的“会说话的性”方面,东西方有着惊人相似的“共同经历”。比如关于性是如何“会说话的”,福柯描述道:“自白不仅仅限于诉说已完成的事情——性行为——和怎样完成性行为;而且要就性行为本身,围绕着性行为,复原那些超出性行为本身的思想,那些萦绕着性行为的念头,那些形象、欲望、声音及肉体享乐的质量。也许,这是社会第一次俯身恳求并聆听个人讲述自己肉体享乐的质量。”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4)
  福柯所说的“欲和欲念的逻辑学就是我们了解自己的万能钥匙”,弗洛伊德至少在这样的意义上扮演了开拓者和先驱的角色。而不了解这样的意义,成为福柯大声说西方低估了弗洛伊德思想学说价值的原因。
  然而,福柯从视角和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迪,绝不仅此。重要的启发,第一在于做出联姻机制和性意识机制的区分,第二在于解释性的“自白”的言说,个体通过“自白”而“讲述自己肉体享乐的质量”与追求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反抗性压抑,是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追求权势的斗争,既抗击对生命管理的强权,也抗击对性权的剥夺和垄断。用“自白”的方式进行的详细而生动的言说,并在言说内容上提高到享乐性生活质量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意识机制与联姻机制的分庭抗礼。
  从木子美们到芙蓉姐姐们,具有投入地、倾情地、细致地享受“性生活质量”的特点,而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古代的杨贵妃、李师师们形成的明显区别,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形成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自己的“自白”,在于自白的专一性和彻底性;也在于享受,既包括写作细节、隐私日记等等中隐含的享受;也在于“享受着”进行公开传播式的言说,在于呈现裸体、播放声音时“享受着”的过程。她们是性生活质量的反刍式享受者,而借助网络的公开性和传播性,绝不是出于分享,而是借助众目睽睽的刺激作用而实施的一种类似自虐的倒嚼品味。这是她们的一种权术,但男性霸权绝不仅仅是她们惟一的反抗对象。她们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男性霸权,对男性霸权那特定的眼光有一定的依赖与合谋。因为,他们都在性意识内部,如福柯所说“不多不少只是伟大的性意识机制内部的一次战术性转移的反攻”。
  但是,正像我们不需要刻意地支持、渲染任何人为色彩过于浓厚的运动一样,我们对于为新的格局做出一定贡献的“自白”言说不必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她们形成气候的时候,聪明而狡诈地形成“权势”的时候,更完全没有必要为之摇旗呐喊,鼓动欢呼。因为,即使是女性的权术与计谋,即使她们依然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去打造自己的优势,即使她们优势话语中无法排除弱势的某种无奈,但是,毕竟在性意识机制的内部,已经无性别地造成了新的性意识的专制。这是很可能的。性意识的专制已经略具雏形,它与人性自由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而一旦发生,历史上一切性压抑的代价,会在新的代价中增值。历史代价和未来代价之间,全都会忽略人性的真实需要而断然联姻。
  “各方势力均衡的网络”(福柯语)不是乌托邦,因为基本均衡是无法人为设计和制造的。我们的选择也许是消极的,但任何灾难都非常可能是积极的、刻意的、打着先锋和开创的旗号而进行的人类行为的产物。我们需要的是平常心,是不为任何权术所利用、不为任何权势所倚重的心态的平和。在性意识机制运行的时代尤其如此,而我们相信,性意识机制在社会系统中绝不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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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黄段子撞了哪一位的腰(1)
  段子,其实是个很生动亲切的字眼。正经称得上段子的,原本是相声等曲艺作品,而且还要通过表演、甚至通过流行而比较成形、得到一定认可。唱一段京剧、一首歌曲不叫段子,演一段话、一出小品、一场舞蹈,也不叫段子。段子不光是短小,也不光是精彩,还要自成体系,受人欢迎。你别看这几句相声,里面既埋了伏笔,又甩了包袱,让人的思路突然拐个弯,大笑之后还能咂摸出很多滋味。一个段子,一定是完成了一种撩拨,抖出了一种奇兀,就像马三立的“痒痒挠”一样挠了人,挠完了笑得一塌糊涂下次还想挠。好的段子,令人回味再三,百听不厌。所以段子是幽默和艺术融合而成的一个篇章、一个曲目。里面往往少不了戏谑、诙谐、滑稽、讽刺,其风格往往是新奇、机智、精妙、风趣。
  可是,黄段子的诞生和繁衍,让段子被假冒者撞得一个趔趄闪到边缘地带。
  只要你不是光通过媒体了解社会,而是稍微注意一下身边和周围,你就无法否认,构成当今时代特色的事物中,无论如何少不了一种十分扎眼的事物——黄段子。
  随着一场哄堂大笑的爆发,你再观察,其中有人得意忘形地摇头晃脑,有人心领神会地击案叫绝,有人低头掩面窃窃耸肩,有人心惊肉跳得面红耳赤。里必多的潜流再次找到火山口,喷薄呼啸之后再转着圈乱窜。这种场面,一般就是黄段子闹的。
  眼下社会讲流行,比如流行款式、流行色、流行歌曲、流行语调与词汇……但所有这些流行,都在黄段子的流行面前黯然失色。有以下四大特点决定了黄段子之流行非其它流行可望其项背。其一为动力强劲。不仅仅是营养丰富为里必多注入了活力,而且有金钱的推波助澜。许多旅行社的导游,成为黄段子的“专业”传播者,与对旅游景点历史文化的介绍相比,宣讲黄段子更加绘声绘色,妙语连珠。据报道,一位女导游曾经对黄段子十分反感,而且以“公司规定不许讲黄段子”为由劝阻过游客,却招致游客不满,随后公司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今众多导游深谙“黄”道,身怀绝技,不仅宣讲时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大度,谈吐非凡,而且善于启发动员,高水平掌握了招徕游客、取悦于游客及赢得竞争的手段。其二是参与广泛。官员们的示范推动纵容鼓励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学大寨”时“干部带了头,一步一层楼”效应回光返照。各行业既有老辣葱姜,亦有生猛海鲜,年龄上纵贯50年不成问题。甚至出现过14岁少女在公共汽车上口吐黄言令众人瞠目的经典情景。男性为主力,但女性在被动或主动的开化中也有不俗表现,不乏妙龄美女技高一筹,胆大三分而震慑众男,令人叹为听止。黄段子创造与传播阵容的扩大化、低龄化、女性化趋势已成为涌动之潮,蔚为壮观。其三是渠道多元。黄段子的传播不受条件制约,场合、手段、方式不断发展变化,各种聚餐,旅游沿途,交通工具,时时开侃,处处设坛。有名人演讲荤话连篇喋喋不休,更有婚礼主持辅之以荤游戏荤动作,在婚礼上提前闹洞房。网络版面、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令人目不暇接。其四是不断创新。经典段子中智慧闪光,不够经典的段子一旦创出,传播中可以屡经高手润色拔高,有点像头脑风暴,更像创作接力,不愁不出彩。有此四大特点,或曰四大优势,使黄段子现象实在不可轻看,忽忽然如风掠,漫漫然如水淹。
  黄段子给人们带来的乐趣十分有限,作为一种流行时尚也肯定有阶段性,总有一天多数人说烦了、听厌了,所以用不着、也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弹压或清理。但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为其进行理性化的作秀包装,就有点说不过去。
  就鄙人所听到看到的,有人用充满理论色彩的语言为黄段子现象辩护,大意包括:黄段子是改革开放带来生机的表现,是人们言论更加自由的标志,带给人们的是情感丰富和情绪乐观。黄段子释放了人们的压抑感,缓解了人们的紧张感,开辟了智慧与幽默的新的精神娱乐空间。网络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听段子的乐趣在于品味其中的智慧……性不性已经不重要了,它的机智已经可以媲美其他的人类大智慧的东西。只有非常乐观且有人道精神的人才可以创作那样的段子。”
  和自然资源一样,个人的智慧资源和以代际为单位的群体的智慧资源都不可能无限,在黄段子中挥霍的智力,不可能引向有价值的创造,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当大批官员沉湎于通过口舌唇齿实施意淫的醉状时,当他们会场上冠冕堂皇与交流黄段子的口若悬河构成鲜明对照时,黄段子究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找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地界,还是再次受到愚弄,应该是很清楚的。县里的举人、假洋鬼子、赵太爷等等都在淫笑盈盈的时候,阿Q和小尼姑以及吴妈之间的“幽默”只能是他们既摆弄又嘲弄的佐料。
  黄段子,从制造到传播,聪明机智地施展创意,津津乐道地宣讲演说,将中国人的智慧在意淫的“艺术”领域进行戏谑,在自我人格和异性人格的双向亵渎中,将性解放进行曲歪曲成折磨尊严和矬化人格的变奏。
  中国常用成语中包括“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等等,有“言行一致”,却没有“言心一致”。“发自肺腑”“发自内心”,被使用了多年,但很难说进入了成语的阵容。可能是因为,对于“言为心声”,人们一般都很难彻底相信,因而有所保留。“言为心声”不是没有,比如说黄段子就是。但是关于口和心的关系,不光是相符不相符的问题,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害。第一是心里想的说出来有没有用;第二是心里想的说出来会不会带来损害。由于有了这两条,“言为心声”和“实话实说”就被大大打了折扣。说出来给自己带来不利的,一般就不说;可是人有那么一张嘴,总得说点什么,所以干脆挑没用的说,挑没有什么风险的说。
                 
不知黄段子撞了哪一位的腰(2)
  说黄段子跟吃美味佳肴往往密切结合,聚餐是黄段子风行的最佳场合。或许因为“秀色可餐”,或许因为追求“色香味俱全”,是“食色,性也”的最佳现代注脚。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口头过瘾,解馋。但两者区别也很明显,酒足饭饱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实效,而黄段子最大的问题是口头释放,有点像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甚至黄段子会使体内里必多和性欲望愈发强烈,结果适得其反。所以通过黄段子的热烈交流,释放变成了添堵;过瘾变成了挑逗;挠痒变成了撩拨。因而有必要严肃指出,黄段子流行是打着性解放旗号进行的新的性压抑,是社会上浮躁焦虑之风拱出的一个新的肿块,是变态心理借助人际交流扩大和科技手段更新而孕育出的新的怪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汉语,是国家地位提高的标志之一。但这件事有两面性,黄段子流行最能体现其负面效果。本来中国人在黄段子中大玩文字游戏,即使汉语不错的老外也被造个懵懂,可如今不一样了,不少老外汉语水平迅速提高,已深解其中机理。原来,你们中国式的幽默就是放肆,放肆得将什么千年古国、礼仪之邦那些值钱的古董往地上乱。语言中看似拐弯、隐晦、曲折,其实严重拆解了东方审美的含蓄。露骨得就是用牙齿撕开衣服,直白得就是当众播放三级片儿。里必多通过空气震荡而抽头,以黄段子为载体进行碰撞,用语言的张狂装扮思想解放,用虚拟的亲密接触体现想象力丰富。当然老外也有不懂的地儿:又没动真格的,干吗乐成这样?
  当老外们学着创造黄段子的联想模式,将黄段子的黄和黄种人的黄往一块联想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该怎样评价中国人的精神骨骼和思想肌腱。
  据悉,网易女性频道做了一项关于黄段子的调查,对于“过节就要聚会,聚会就要说荤笑话”这个问题,78.7%的女性持赞同或宽容态度。而表示“我抗议”的,只有5.8%。有评论认为:即使不能做到欣然接受,也要做到处之泰然。“洁癖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当你进入成年阶段时,不妨学一些宽容精神吧。这是人家的权利,也是社会开放的标志,换句话说是社会允许。”既然是社会允许,本人对黄段子现象的评头品足想必也应当是社会允许。
  如今黄段子广泛而迅速地流行,似乎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宽容度,但为此现象做正面辩护,让人觉得反胃。误解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误解当成理解而满足。想用意淫释放性欲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联想取代自由。没见过大海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为大海就这样,在水泡子里扎了个猛子就以为畅游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中。
  君子不再典雅,美女不再圣洁,本来就缺乏一种超越人自身的神圣性,如今对自身人格和他人人格的尊严更进行着双向的撕裂。
  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有着资源和生态方面的代价,也有着心态的、深层心理方面的更为惨痛的代价。当以扭曲的方式去抹平心灵的戕害或压抑,似乎戕害和压抑本身也没有了。黄段子在造成释放和轻松的同时,也在制造麻木,制造一种轻柔、飘忽得几乎难以觉察的堕落。与黄段子密切配合,形成优化互动关系的,当然还有麻将、酗酒、夜总会、浴池中的“推油”、桑拿后的异性按摩,还有风情万种、奢侈豪华的潇洒,还有诳语清谈打情骂俏的各种休闲娱乐……感官主义的自由可以在这样的缝隙里大喘气,精神自由的价值却在这样的缝隙当中依然窒息。信念在扭曲,生命在透支中享受而没有在创造中燃烧。
  口无遮拦、心无顾忌、畅行无阻、广泛传播,的确是一种“自由”的宽松景象,然而,匍匐地蠕动身体和自由体操不可等量齐观。黄段子现象自由得狭隘,自由得低劣,自由得憋闷,说穿了,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的神经麻木。人在吃了摇头丸的时候,会沉湎在一种虚幻的状态里而以为获得了别人无法享受的自由。黄段子是趣味腐败的酵菌,让人们在享受一种“变态自由”的氛围中,在一种人格扭曲中误以为张扬了个性,将联想和志趣的腾飞寄托在只能扑扇几下的鸡翅膀中,误以为是雄鹰翱翔,然后满足于一种冲出鸡圈的潇洒。在墙头到打谷场的前进中,以鸡脖子的最大长度代替了从地面到天空的距离。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1)
  用武力征服大片土地和臣民的凯撒大帝,在疯狂地爱上克莱奥配特拉的时候,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庞大帝国从记忆里抹掉,凯撒大帝之死与他爱上这个女人密切相关。在恺撒扶助之下成为埃及艳后的克莱奥配特拉,也是罗马英雄安东尼心中的偶像,安东尼为了她可以从激烈的战场上乘一条小船独自返回,他明知道这样将导致战败,但他选择了为她而自杀。
  巴尔扎克曾不断地追求年轻姑娘,但后来却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才华,让一个俄国富婆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当富婆终于嫁给他的时候,天才作家已经重病缠身,死在她的身边。
  普希金为女人而决斗,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为了女人而倒下,用血泊为自己诗一般的生命划上句号。
  《荷马史诗》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为了海伦而爆发的那场战争。
  歌德说:“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
  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为了女人而疯狂,而改变和断送事业,而死,他们的疯狂成为他们以非理性而暴露人性的某种闪光。林语堂说:“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理性’,而不是缺‘合理性’。”
  但我们毫无理由因此而认为,如今中国“成功者”的包二奶行为,具有闪烁人性光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包二奶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的行为,体现着经营者的“理性”,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看似荒诞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女人在成为二奶的时候没什么明亮的未来,也不永恒。
  一位笔者了解较多的私企老板,身价千万时,背后站着结发妻子,也就是他结婚35年却早已人老珠黄的老婆。老板大约10年前开始包二奶,全包的和半包的先后不下5位。其事业因女儿对父亲行为的坚决反对而受到巨大损害——以老板和二奶为首的一方与以老婆、女儿等为首的另一方实行彻底决裂。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对簿公堂。老板宣称:“我不能没有爱情!”
  该老板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比,有点为了女人而疯狂的意思。但他的轶事很难被载入史册,不是因为他不是名人,而是因为为了女人的心态完全不同。当老婆和女儿要以重婚罪而起诉他时,他千方百计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因为公司名称注册权纠纷无法解决时,他又和老婆复婚。二奶在他事业圈子之外,其实始终是威胁他的名誉和事业的一个阴影,因而被安排在郊区,不许轻易露面,基本上成为地下工作者。麻烦并不仅此而已,二奶与三奶之间的矛盾很令人头疼,三奶在公司里以锋芒毕露的优越感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老板对其娇宠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
  另一位笔者了解的年轻官员,则是用灰色收入包养了一位高挑、靓丽的歌厅女孩,只是因为女方怀孕已经半年了才匆匆买了公寓,来不及装修就住进去,孩子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开始谈判。这位年轻官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生怕女孩闹到单位,所以将房产记到女方名下,算是青春补偿费和孩子抚养费。此后,男方消失,女孩搬到农村住平房,公寓出租,自己成为收取房租的房主。而那孩子及孩子的未来,完全被排除在协议书内容之外。
  除了上述两则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低劣的男女游戏,是一些收入高档、精神低档的人由于缺乏创意又缺乏勇气,而在现代社会对历史上蓄妾制的拙劣模仿。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缺乏戏剧的幽默,也没有悲剧的深沉,既缺少红色的浪漫,也匮乏绿色的深情,只是一种灰色的经营式闹剧。
  多数被包养者,那些在豪华公寓或别墅中、或者在宾馆某个房间里栖居的二奶、三奶,那些颇有风姿和年龄优势的女人,只能是消费品,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凭以炫耀的装饰品。炫耀是局限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的,尤其是官员们的二奶,何时公开露面,何时隐蔽地下,须听凭安排。即她们何时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何时安分守己于物质享受,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是当好一个二奶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包养二奶的款爷或官爷,对于自己一步步拼打或一步步上爬所获成就的精心,远远超过对于女人的精心。他们不会具备恺撒的勇敢和诗人的潇洒,他们可以疯狂地和女人搞,但却理性地将女人安排在一个用金钱铺开、再用金钱封锁的“自由范围”内,那是环绕在“越轨”边缘的一个狭小的缝隙。可以不客气地说,包养二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2)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是监护。甚至与情妇不同,如果不是足够的金钱,情感在“契约”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与重婚罪几乎相等,却由金钱抹淡或摆平了其中要件。本人绝不反对积极意义上的性解放,但包二奶现象在“包”下青春、美色、性权的同时,女权、性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情感浪漫等等本无法“承包”、无法交换的要素也成为无形依附,成为无法取酬、只能泯灭的代价。因此,虽然此现象借助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社会空间而滋长,但不应当赢得肯定性评价。此现象从人性底蕴、生命取向、精神人格上,都不能取得价值依据和道义支撑。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分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可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2003年男女比例已经是117∶100,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1)
  以前叫“耍流氓”,没听说过“性骚扰”。后来,“性骚扰”一词出现。而且成为媒体上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成果,也是和法治社会接轨的一种体现。所以,从“耍流氓”,到“性骚扰”,体现了社会进步。别小看名词概念方面的变化,这关系到一种行为造成纠纷要不要涉及法律,关系到一个侧面的社会关系要不要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要不要以法律为准绳去进行必要的判断,依照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或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比如,你要是说克林顿和保拉·琼斯之间的那点事儿是“耍流氓”,法院就没法受理。
  当然,这里指的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不是指人的行为本身有什么变化,因为,从“耍流氓”的行为到“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什么发展或接轨的问题,性骚扰并不比耍流氓更具有现代性或更加文明。
  但是,“性骚扰”一词的出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有“流氓罪”,“耍流氓”的说法比较宽泛,连强奸罪也是一种耍流氓,只不过耍得狠、耍得到位,甚至可能耍出人命。而性骚扰,只涉及比较轻微的耍流氓,一般属于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的范围,当然,舆论谴责也是一种有效惩罚。第二,什么是性骚扰一定要有界定,不像“耍流氓”那么模糊。有人已经流氓得很充分了,也没法定他是性骚扰,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已经骚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有证据,证明骚扰的确发生了,并且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随着法制的健全,究竟是给性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绿灯,还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制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无论如何,就词汇本身来说,“性骚扰”比“耍流氓”更先进,更现代。这个词儿引进得好。有人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说性骚扰是引进的,以前哪有那么多性骚扰,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性骚扰。这种看法实在低估了中国人的里必多及其变态发泄渠道的多元性,早在性压抑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就有种种耍流氓,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媒体也没关注报道而已。所以持上述看法的人,只是自己脑子引进了液体。
  “这简直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实在不可理喻,实在无法辩解。这既不是法庭,又不是答辩,既找不到王法,又找不到裁判!”
  我的朋友陶教授,在讲上述话的时候痛苦之状难以形容。脸上本来比较均衡的五官布局已被气愤和无奈完全打破。一边紧凑得丘峦密布,一边拉长成了旷野平原,眼泪和鼻涕瀑布般地奔涌出来,进而绵长地流淌。“你说,这样的委屈如何申诉?这样的冤案如何平反?……”
  估计,就是真的到了法庭,陶教授也需要有一个优秀律师,否则光是法庭陈述就耽误不起功夫。因为他至少向我“陈述”了三遍之后,透过大量因气得哆哆嗦嗦而震颤的感叹词,才使我大致摸清了事情的原委。
  陶教授在朋友的公司兼职,暑假期间为了项目合作的需要住在公司安排的“宾馆”,那其实是一家星级开外的、中档偏下的招待所。女服务员态度恶劣,出言不逊,陶教授与之理论,并向负责人反映。女服务员受到批评或处罚,总之尝到了“王八钻灶坑”的滋味。不久,公司老总接到“举报”,说陶教授“性骚扰”,于晚上时分向女服务员要“小姐”。那家公司租用的是招待所一半的楼房,如果“性骚扰”事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将因此等极不光彩的事件而被拒绝继续租用办公地点。对于公司来说,因此而搬家将会在有形和无形资产上均造成严重损失。
  公司老总并不相信陶教授“性骚扰”的劣迹,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亮出杀手锏:“还用怀疑吗?难道一个女孩子,会将这样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言外之意,女服务员即使无中生有,也会蒙受巨大的耻辱,哪有女孩子会这样做?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光是您自己的事,为了公司的利益,您就服个软,道个歉,把这件事摆平。就算给公司做贡献。”总经理这样哀求陶教授。
  仅仅是陶教授的服软,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公司了解到女服务员上级的上级,与女服务员是亲属关系。于是,公司与上级的上级接触,开展公关。上级的上级说:“这种事是真是假,谁能说得准?双方妥协,总得让你们那位陶教授配合一下吧?”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传播谣言、扭曲事实真相提供余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有性骚扰之类事件发生,受害一方还要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面前受到进一步伤害。这也是造成许多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意声张、不敢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骚扰者是苍蝇,被骚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怎么不骚扰别人专骚扰你?于是,弱者恒弱,在各种维权手段面前都望而却步。
  “难道女人会将这种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女人只要沾“腥”,就会没脸见人,就会抬不起头,所以女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冤枉男人。女人说受骚扰,那一定是真的;男人说受骚扰,那可不一定。至于更“严重”的性丑闻,只要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具有可信性。这样的“舆论导向”,足以让可怜的男人在“万恶淫为首”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也足以鼓励勇敢的女人高举此剑,胆边生威,“舍得一身骚,敢教名人掏腰包”。
  “孤男寡女能不出事儿?”——不是依照实事证据,而是依照“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了,那就是有事儿了。此等似是而非的“逻辑”,无形中刺激着人们的联想思维和模糊猜测,让本来不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明不白变成害人的毒剂。商场和官场上,一些出于阴暗心理的伎俩、偷拍偷录制造假证据的手段,也借着这样的“条件推定”而得以施展和收效。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无端地蒙上浓重的阴影。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是女人在发泄怨愤时一句情绪化的说法,男人对此应当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当真”,潜移默化地在女人心头盘踞,并同样潜移默化地发挥“舆论判官”的威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是个男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此等说法从“普遍”变为“具体”的时候,便“当真”地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力。其实,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一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并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当好东西;男人不是好东西并不等于女人全都是好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些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假命题、假格言、假标准,就在一种模糊状态、边缘地带中,发挥着实在的功能和作用。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1)
  浏览戏剧艺术的史册,一些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到戏剧中的。而随着从内蕴到节奏都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迁,当今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女人,似乎是当年剧中人转换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既“不该”发生、又“正常”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她们变换多舛的身世、阴差阳错的命运、喜怒哀乐的心态、耐人寻味的“情节”,都是由她们自己来“编导”和“扮演”的。虽然,有多种社会性的因素,是她们“重登舞台”的台阶,但她们自己的心理轨迹,毕竟是造成她们“戏剧性”色彩的内因。我们不妨将她们称为当代都市的“戏剧性女人”。
  1.当代“陈白露”——不再绝望自杀
  “晓晨,回来吧!亲爱的晓晨,你知道你是我的惟一。有你在,我是在颐养天年中走向极乐世界;离开你,我是在痛不欲生中走向地狱之门……”陈晓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情真意切”的来信。但是,这一次,她不再像前些次那样随手撕掉扔进纸篓,而是反复看了两遍,折叠好保留起来。
  信当然是出自高修文老先生的手笔。59岁的高老先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春心荡漾,“宝刀未老”。他不像曹禺笔下《日出》中的那位金融大亨潘月亭,而是一位地位不低而又“知书达理”的官员。他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但远远多于他的工资收入和所有正常待遇。当陈晓晨还是一名三陪小姐时,高修文头一次“泡妞”就盯上了她。而这位高先生既不搂搂抱抱,又不亲亲热热,只是在递出大把小费时一下攥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把晓晨吓得尖叫了一声。
  “小姐,我要你跟我走,我会用余生的全部真情对你好!我要让你过比现在好十倍的生活!”
  的确该进入“颐养天年”阶段的高修文,果然颇有眼力。当陈晓晨出现在远郊别墅花园、成为当代“陈白露”的时候,她最经常的形象是牵着一只德国品种的宠物犬缓缓而行,为小区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雪白的颈项、雪白的双臂、高耸的胸脯和翘起的臀部,透出令男人眼睛“流水”的十足的性感。
  然而,“陈白露”也有自己的“方达生”——话剧《日出》当中那位怀着爱的激情的年轻人。这位“方达生”名叫骆洪生,他千方百计找到陈晓晨,以暴风雨式的“攻求”和闪电式的“掳掠”,带走了晓晨。高老先生从晓晨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通讯地址,便接二连三地寄发“情书”,求晓晨重返自己身边。
  晓晨开始犹豫了,但她绝不是被高修文的“真情”所打动,而是因为,她发现她的“方达生”其实是个混混儿。当初他们有过死去活来的爱,骆洪生却为了一笔大买卖突然“失踪”,失去依托的晓晨既缺文化,又没有什么本事,只剩下让男人馋涎欲滴的身段和青春。高修文把她从三陪女郎的队伍里“救出红尘”的时候,她还真是心存感激的。骆洪生的重新出现,其实是生意上亏了本儿,欠了一屁股债,急需利用晓晨为自己搞公关。——“方达生”并没有什么真情,“陈白露”那点儿渴望的微火再次熄灭了。
  然而,陈晓晨丝毫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她再次回到高修文身边的时候,仍然是那幢别墅的女主人。老先生激动地试探:“晓晨,你不会再离开我了,是吗?”晓晨坦率地回答:“不!我对你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可是,我不再追求感情,那是空想。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的钱和条件,这房、这车、这可爱的小宠物……但是,你知道你不可能陪伴我一生。你死了,我去依靠谁?所以我只能依靠钱。你要给我投资,让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容院。还有,我明白告诉你,我会有一两个男朋友,我需要他们!”
  “谈判”进行得直白而且实际,当高修文将她的“条件”都接受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获得的只是她赤裸裸的肉体,她身上过早地消退了梦幻的光环,也脱掉了羞涩、自尊、矜持、含蓄的“外衣”。高修文不会像《日出》中的潘月亭那样事业崩溃,他会“颐养天年”;而陈晓晨也不会像陈白露那样自毁芳魂,她是一个经营者,一个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资本的经营者。但她所经营的,只能是一笔以女人一生的幸福为代价的、无论如何也是“蚀本”的生意。
  2.当代“茶花女”——不再香消玉殒
  在英国文学家小仲马的笔下,茶花女被迫离开心爱的人,而且受到自己所爱的阿芒残酷的报复,疾病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使她过早地离开人世。阿芒从茶花女的遗书中得知,原来是自己的父亲逼走了美丽可爱的茶花女,使他悔恨交加。
  当代都市,也有命运相似、甚至情节更为曲折的“茶花女”,只不过“结局”却大相迥异。由打工妹进入富豪之家的顾姗婵,就是其中之一。
  当李新荣出差外地,住在一家宾馆时,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堂小姐所吸引。
  “小姐,我……可以认识你吗?”李新荣鼓起勇气,递上名片。
  “哦,我叫顾姗婵!”——李新荣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出差的半个多月里,李新荣出入宾馆,总要站上几分钟,默默欣赏顾小姐优雅中透着温存的姿容。每当她向宾客莞尔一笑,都让他怦然心动。顾姗婵其实原名叫“山柴妞”,进城以后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客户”给她起了这个雅致的名字,而她本来就婀娜秀美的身段,加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气质、举止,使她很快配得上这个名字。比天使还高雅、比鲜花还美丽、比明星还性感——这就是李新荣对她的评价,这评价足以使他下定非她不娶的决心。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2)
  回到北京,身为公司部门经理的李新荣竟然茶饭不思,实在忍不住,专程利用双休日,乘飞机去看姗婵。坠入爱河的人是冲动的,姗婵毅然辞掉工作,跟随李新荣来到北京。李新荣专门买了一套精致的小居室,成为他们“无照经营”、鸳倒鸯晕的巢穴。如胶似漆的厮守,似乎使他们忘记了办个结婚手续。
  像茶花女一样,姗婵突然不辞而别,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李新荣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找遍北京,差点要发“寻人启事”。
  在一家发廊,西装革履的李新荣走进来,点名要顾姗婵服务。默默无语的姗婵一边为他理发按摩,一边强忍泪水,双手微微颤抖。突然,李新荣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让我死,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以后李新荣再来,姗婵始终像塑像一样木,像冰块一样冷,像哑巴一样沉默。由疯狂到绝望的李新荣,没有像《茶花女》中的阿芒一样与姗婵过不去,但他的报复更加残酷。他变换着身边的女友频繁光顾,不久又结了婚,让新娘成为发廊的常客。他其实知道,姗婵表面的平静下面,心里在淌血。
  好在李新荣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她真诚地成了姗婵的朋友,告诉她李新荣一年多来的种种痛苦,使“茶花女”吐露了心声:李新荣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他的父亲,总经理是他的哥哥,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竟容不下弱女姗婵。老板和总经理私下里调查了姗婵,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她是山西人,在进城后五年的打工生活里,蹬过卖菜的三轮儿,站过个体商贩的柜台,端过餐厅的盘子,为学礼仪服务而花掉了所有汗水换来的积蓄。她干到宾馆前厅的礼仪小姐,绝不仅仅是凭美貌。而李氏家族不能接受、也不能欣赏这棵由穷乡僻壤的仙株移植到城市而开放的花朵。她在倾诉的最后已经擦掉了眼泪:“李新荣他妈找我时,更不客气,侮辱和威胁什么都有。还说就算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干得了吗?你户口进不了北京将来孩子怎么办?有几个打工妹真正能嫁给城里人?何况我们新荣这样好的条件……的确,虽然新荣对我好,我也不舍得离开他,可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我不配吧!”
  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当事人自己也“稀里又糊涂”。王立红就是这样的糊涂人,她只知道暗暗地盼着丈夫的“落魄”或“失败”。丈夫生意红火,她会觉得自己腰板儿挺不直;丈夫亏损又欠债时,她会觉得自己说话有底气;丈夫生病时,她觉得自己“涨价”了;丈夫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时,她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结婚11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丈夫那辆“切诺基”后面的一份备用轮胎,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还显得特累赘。
  婆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丈夫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弟”“高学历”,可王立红不知不觉就成了没有地位的“娜拉”。小保姆干活干净利索,还会插花、美化房间;那位女秘书不仅花枝招展,而且会开车、会电脑、口齿伶俐,有她跟着特让丈夫“提气”;性生活嘛,丈夫虽欲望强烈,可也机会多多,她无意中听到丈夫跟朋友穷侃:“南方妞嫩,北方妞壮,一换一刺激。”——丈夫出差时南来北往。
  然而,王立红很有自知之明:除了丈夫,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可人儿”。至少有两个男人真喜欢她。一个是自己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是丈夫的朋友。那个“朋友”私下里当着她骂她丈夫“不识货”。她知道丈夫以前“识”、现在“不识”的恰恰是自己浑身的“女人味儿”。无论哪个男人请她撮一顿儿,她都会善解人意、温柔备至。男人脱大衣,她会接着;男人喝酒,她会把盏添杯;男人刚摸出一枝烟,她会点亮打火机;男人衣领上刚沾点儿土,她会轻轻拍打掉;男人握她的手,她会娇滴滴地笑;男人一激动抱住她,她会嗲嗲地靠过去;男人忍不住吻她,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再眨眨眼睫毛:“就一下哦……”
  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品尝“娜拉出走”时那种痛苦和无奈,早就做好了铺垫,心理上顺利完成了“软着陆”。因为新夫是前夫的“朋友”,婚礼上丈夫派女秘书送来一束鲜花表示祝贺。至于女秘书会不会接替自己,她连想也不想。只不过,她每到周末就把留在前夫身边的儿子接出来狠狠地疼爱一番。“儿子呀!”她喃喃地说,“要是妈又遇到一个‘二传手’,妈这只球,将来‘主攻手’可全靠你啦!”儿子似懂非懂地瞪大眼睛,使劲点头,一边用手擦掉妈脸上的大颗泪珠,一边坚定地说:“妈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把我爸的钱全要过来给你!”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3)
  4.当代“繁漪”——不再死去活来
  在曹禺的《雷雨》中,最后直接造成三人惨死的,就是那个欲爱不能、妒火中烧的女人繁漪,而她自己也从此变成了疯子。繁漪的悲剧,关键在于她丝毫也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周朴园也根本不爱她。她只是身为董事长的周朴园置放家中的一件摆设,一个徒有“夫人”虚名的“赝品”,而曾与她相爱、并有着“乱伦”关系的恰恰是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
  说赵娟霞是当代的“繁漪”,颇有几分道理。她与丈夫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连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她需要丈夫的地位和金钱,更脱离不了开车郊游、逛商场、养宠物、打麻将的那份儿悠闲。丈夫也需要她,她虽然年逾四十,却华容未退,再加上拼命的健美减肥、营养美容,给丈夫的面子和虚荣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双方各自心有另属,只不过“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而已。她的“地下同谋”是丈夫的上司,她的那位年近50的丈夫,碰上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上司。上司没有提拔过他,却及时给他送了一顶“绿帽子”。
  “我烦他,像个大肚蝈蝈,浑身的肥肉松得都成了囊囊揣!”她一边抚摸“地下同谋”强健的胸大肌,一边喃喃地拿丈夫“垫底儿”。其实她知道“地下同谋”需要自己什么,她那堪与20多岁姑娘媲美的白皙、弹性十足的肌肤给了她足够的自信。两人之间不需要什么春光明媚、细雨绵绵,需要的是电闪雷鸣、汹涌澎湃。
  她当然很清楚丈夫有外遇,也很清楚丈夫将三分之一的收入拿去讨外遇的欢心。她还明白“地下同谋”与自己的妻子恩爱有加,分给她的那份“感情”不过是一杯“残羹”。她曾开诚布公地对“地下同谋”说:“你别紧张,也别心虚,我呀,才不会死去活来呢!咱们谁跟谁都心里明白,相安无事。我跟丈夫是衣食住行,跟你是刺激释放。我也在寻找,再找一个小白脸来点儿情意绵绵。有仨就够了,少了不行,多了麻烦。要想把我需要的男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累死我也找不着,这辈子没指望,下辈子也不能太犯傻。”
  5.对“戏剧性女人”心态的一点综述
  这些上面的故事情节,除略作“微调”、并为其中的“角色”隐姓埋名以外,基本上并非虚构,也并非道听途说,是直接或间接发生于笔者身边的人和事。它们绝不普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于是,我们作一些理性的综述与评析,或许并非无的放矢。
  第一,“戏剧性”,无非是说情节的错落发展与经典戏剧有某种类似或重合,而社会本身就是舞台,生活本身就是演戏,人们本来就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社会嬗变的深度、广度、速度,使一些都市女性捷足先登地“分享”或“遭遇”了时代为人们带来的生活弹性和转轨空间,但她们并未完成必要的心理准备和价值选择。因此,她们行为上的“开放”与精神上的“成熟”并不同步。“领略”中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承受”。主体意识、主观追求的色彩十分淡化,而对自我的失落和对未来的盲目,便构成了她们命运中悲剧的颤符。
  第二,男性仍然以社会性更强的姿态处身于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他们的物质追求和事业追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或统一。女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男性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之”字型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其中,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骑士精神”“贵族意识”“文明程度”“绅士风度”等等,尚未真正培养起来,更遑论在人格、价值层面上对女权主义的深入理解。因而,男女之间真正平等的格局其实远未到来,只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而尚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第三,一些女人充分发挥了“直觉”“直观”的“优势”,不仅将形式上的变化当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且当做了进一步“解放”的导向。她们把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种种“待遇”作为自己的追求。于是,这些女人从种种现象中,“自觉地”或无奈地、主动地或被动地认为爱情的失落、婚姻的动荡、带有审美和浪漫色彩的情感价值的贬低等等,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她们认可并拥抱“现实”了。这是一种“自慰”式的心理偏差——她们获得了一些“选择”男人、“诱惑”男人、甚至“把握”男人,“拥有”多个男人的主动权,而且伴随着从男人那里“争得”的物质和享受。但她们在“得到”中失去的是至深的幸福,在“自由”中沦落为新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附庸。
  第四,人类基本价值追求的历史贯穿性极强,因而是永恒的。但是,贯穿力的实现和发挥又是曲折的。一些女性在“跟着感觉走”当中,在缺乏或放弃理性的自我价值追求当中,以为“时尚”或“潮流”已经将审美的、幸福的、真诚的、悠久的爱情让渡给海市蜃楼。这些女性完全放弃了对于“活着究竟求得什么”这一几乎是永恒哲学命题的探索和回答,表现出变化无常、随波逐流,用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的隐退,用人格完善和素质修养的淡化,为“女人天生水性杨花”这种带有偏见的古训增添着新的注脚。
  第五,近年,一些女人心态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其一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幸福与否归结为是否遇到“好男人”。不少女人不管口头上是否承认,内心的确为自己的归宿而虔诚祈祷。这种, 似乎颇有道理的向命运之神的朝觐,实际上是在为男人烧香——将真正的主动权交给了男人。其二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像前面提到的“茶花女”,以及一些没有“戏剧性”或根本就拒绝“入戏”的女人。这种观念的确已深入一些女人的潜意识,她们躲避男人,痛恨男人,或极端谨慎,或久拖不嫁,甚或抱定独身。这其中不乏萌发独立意识、决心靠自己而不靠男人的“先驱者”。但是实际上,这些女人走上了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阴阳世界中,既不可能出现“女儿国”,也不可能退回到母权制那“远古的秀峰”(关于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问题,容笔者另文专述)。这两个极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以独立的、主体的女性意识去勇敢、平等、理性、自信地面对男性世界。男人可以依靠,也需要管理;男人需要照顾,也需要教育;男人需要“后盾”,也需要改造。女人——要不就“依赖”;要不就“躲避”的女人——在两个极端的闺阁中,不是终未摆脱“弱者”的潜意识吗?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4)
  结论也许是“耳熟”的,但其实是许多女人真正生疏的:第一,女性解放关键是自我解放;第二,自我解放的关键是心理、意识层面的解放;第三,女性解放的道路仍然是艰辛、曲折、漫长的。在那遥远的彼岸,实际上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审美的境界。而在那里,在那旖旎风光的界碑上,一定刻着两行字。
  一行是:好女人是男人伟大的学校!
  一行是:自由之女神引导我们飞升!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1)
  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用背井离乡和不辞辛苦,为都市现代生活增添了一道风景线。虽然一般都来自比较贫穷、缺少土地的农村,但他们为都市带来的,却往往是“现代色彩”。——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挥洒汗水,让高层建筑拔地而起、群峰争雄;宾馆、发廊、餐厅的服务员,比城市青年更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小保姆或小时工,为家庭带来清洁、也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遍布街巷的摊位,将新鲜果菜、平价时货、生活用品及时展销;而他们自己也往往身着新潮时装、口哼流行歌曲、头顶时尚发型……人们司空见惯地适应了外来打工群体融入都市,甚至不知不觉地认可了新型生活方式竟然与带着土地和山乡气息的打工族悄悄地缔结良缘。这大概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由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导演的一幕和谐自然的变奏。
  然而,变奏曲中带有某种苦涩的音符——那些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打工妹,在某种程度上以青春年华为代价,在走向新生活的过程中,竟然抖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的悲剧的颤音。
  1.“花季”如烟,“雨季”难逢
  打工妹平均年龄在20~22岁,小的只有14岁,大的在26~27岁左右。这是人生年轮中如花的季节,她们最大的资本是女性生涯中美妙的青春。除此之外,她们只剩下带有冒险色彩的好奇、带有盲目色彩的憧憬,而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目的就是——挣钱。挣钱为什么?报答父母?承担对兄弟姊妹的义务?谋求后半生的幸福?这些都有,却是朦胧的。脱离土地,改变命运,叛逆传统设下的轨迹,寻求独立人格的天地——这些愿望也很朦胧,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动力和精神支撑。
  可是,社会并未准备好给她们什么酬报,尤其是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等待她们的只能是“前途未卜”。社会变革以强有力的“否定”性力量将她们召唤出来,却尚未以成熟而确切的“肯定”性力量赋予她们稳妥的途径。在这种意义上,她们面临的是闯荡,是探求,是付出中的迷茫,是渴望中的缥缈……
  来自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四川、江浙……以至全国各地的打工妹,成群结队,她们口音不同、性格不同、行当不同,但几乎有着共同的基础:极少高中毕业,大都是小学、初中文化。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她们与都市女孩有一种天然的“级差”。她们一般不奢望到正式单位求职,“安心”于服务、零售、为各种大小真假老板打工。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作用,虽然已大大淡化,但“子女上学”问题仍是都市人婚姻选择中的一种“硬件”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户籍制度的“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于是,打工妹普遍没有高攀都市“白马王子”的“非分之想”,也许这是她们一种无奈的“自知之明”。
  来自山东的美珠,刚到北京就学开车,那年她才17岁。凭着聪明好学,驾校考试得了“全优”。刚拿到车本就开车送货,车坏到半道,急得直哭。可是4年下来,不仅车技精湛,而且人也出挑得亭亭玉立。身高1.67米,修长的双腿,闪亮的明眸,除了皮肤略黑、双手略粗以外,其它方面不亚于都市靓女。
  美珠得到机会被聘入一家文化公司,给总经理开车。容貌和气质,吸引了一家客户公司年轻的工程师。在几次接送工程师之后,美珠收到了令人心跳的情书。工程师的求爱直截了当:“嫁给我,先送你去学电脑!”对方的风度、地位和开出的“支票”是双重的诱惑。矜持的美珠送出了动人的笑容。工程师将她搂在怀里时,喃喃的话语伴着无休止的亲吻,美珠着实晕了几次;“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的滋味,21岁的美珠领略了。可是,“书归正传”时,工程师被美珠的“身份”惊得张了半天嘴——你,你不是城市户口?尽管美珠的美貌比“城市户口”更能打动工程师,尽管美珠的普通话早已让人听不出有“口音”,工程师还是被“将来子女怎么办?”给逼回去了。绝交像求爱时一样利索快捷:“美珠,原谅我,让我们彼此从眼前和记忆中彻底消失!”
  公司办公室主任是退休返聘的老干部,看着消瘦的美珠有点心疼,好心介绍了一位大学讲师。讲师很腼腆,但一眼看中了美珠的风采。老主任早已答应了美珠“一定要告诉对方我没有城市户口”,整个晚上的约会,让美珠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眼神。不料,善良的老主任并没有如约,他按照“有了感情再说”的老脑筋办事。美珠急了,“老主任,求求您,一定要告诉人家呀!”
  果然,讲师得知真相以后,“腼腆”地退却了。讲师不像工程师那样坦率,绝交信委婉绕弯一大圈:“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美珠,请你开车不要太快,不要太猛,滚滚车轮会碾碎我的心……”
  去你的“破碎的心”!美珠开始觉醒:不能再找城里的。但是,她还是擦干眼泪,交费参加自学考试辅导,迈上艰难的“变成城里人”的崎岖之路。
  晓雨刚刚在发廊打工时,拿剪刀的手战战兢兢直哆嗦。9年了,她已能熟练地修出各种云朵般的发髻,而流逝的是18岁到27岁的青春年华。月月给父母和弟妹寄钱,使她“自己开个发廊”的想法始终难以如愿。
  “干妈!”强强5岁了,是比晓雨小一岁的女老板的儿子。“干儿子”的呼唤,让晓雨白天强颜欢笑,夜里偷偷抽泣。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2)
  “晓雨姐,干吗不去找那个没良心的算账?”——女老板常常劝她。“那个没良心的”靠替人装电脑刚刚发点财就踹了晓雨,打掉的胎儿本来应该跟强强同岁。晓雨两年前还去找过他,可不仅没有“算账”,见了他就想哭。他解开晓雨裙子的时候,晓雨只剩下浑身的颤抖,被他搂在床上重温旧梦。
  “做我的小情人儿,总比做苦行僧要强!”——大款客户由开玩笑到认真,晓雨心里明白,“地下工作”不好干,“无照经营”日子不好过。
  “你就上电视,登广告,咋啦?总比当‘大龄’、蹲‘遗忘的角落’好吧?”——每月做两次美容的女客户不止一次出主意,还说:“收信地址和电话号码都用我的。”晓雨知道,自己初中刚上一年,就是有胆量“推销”自己,“产品”也不合格。
  “干吗非得结婚?想开点儿,我就是独身,多自在!”——可晓雨知道,说这话的“独身女”并不真“独”,她从国外回来在外企当白领,换了别人可买不起她的“独身公寓”。
  “回家吧,晓雨!找个婆家过日子……”——母亲的唠叨,晓雨最不爱听。软弱的晓雨早就抱定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倔强。
  ……
  晓雨只有白天的笑颜和夜晚的泪枕。妹妹晓雪用收到的钱打长途:“姐,我也去,学你挣钱!”晓雨急了,哽咽着,冲着话筒嚷:“别!千万别!……”
  晓雨的今天,是不是众多打工妹的明天?“花季”是美丽的,但是如果难逢“雨季”的滋润,鲜花是会枯萎的。打工妹们冲破了母亲那辈人婚姻的定式——那属于她们之前的几千年。然而冲破之后,燕栖何处?花落谁家?她们的经历、学历、能力、财力……虽使她们可能从物质上养活自己,却不能解救她们感情上的漂泊。她们获得了走出“旧定式”的机遇,却没有获取走进“新归宿”的资本。
  2.真情,被骗局掳去
  如果说家乡的巢壁,没有裹住她们的向往;都市的景观,则进一步打开了她们的眼界。命运在恩赐她们“潇洒”时,是慷慨、垂青的,但又有多少打工妹,能承受“潇洒”背后的代价?
  “鲜鱼喽!”比鲜鱼更鲜更靓的,是卖鱼妹雅芳。人们叫她“卖鱼西施”——“让这么靓的妞卖鱼,真叫糟改了!”可是自从雅芳守摊叫卖,“糟改”她的鱼老板的生意日渐红火。
  “所有的货一律两元一件!”买货的是一位标准俊男。自从雅芳买过他一件小水桶,他就开始喜欢吃鱼。隔着满市场的摊位,两人的眼神开始打架,你来我往,频频穿梭。雅芳只要一笑,俊男的嗓门立马升高,没准儿“两元”变“一元”。
  俊男叫陈旺生,是南方人,虽个头不高,可雅芳看他,怎么看怎么像刘德华。两个人进展很迅速,陈旺生请她吃饭,还请她看过摊,完全是“自己人”的那份信任。信任到“最佳状态”时,陈旺生说:“雅芳,借我5000元,有批货真看好,赚了加倍还你。”“哎呀,我们谁跟谁呀,什么还不还的!”雅芳找鱼老板软磨硬泡,以炒老板“鱿鱼”相威胁。鱼老板舍不得“卖鱼西施”,连欠的工资带借给的,咬牙吐血拿出5000元。雅芳数都没数就交给陈旺生。
  就此,陈旺生“进货”去再也不见踪影。半年多,雅芳突然一眼认出了陈旺生的摊位,可守摊的是个带孩子的女人。“这……是陈旺生的货吗?”雅芳的声音很低,那女人的声音却很高:“你是谁?”
  “我……他是我的男朋友。”
  “哟!啧啧啧……好不要脸!他是我老公!怪不得他赔钱,原来都是你这个小妖精哄他骗他!旺生好老实!不要勾人家男人不放好不好……”雅芳瞥了一眼女人身边的男孩,活脱脱跟“刘德华”一个模子。
  当雅芳独身一人出来闯荡,家乡的小伙子有多少想追又不敢,眼睁睁看着凤凰高飞。谁能想到美丽、大方的“小西施”,会落到这种欲哭无泪的地步。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跟人家轧过草地、滚过树林,那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宝贵的初恋之情,连同两年多打工的辛苦钱,全都随着一场骗局付之东流了。
  如果走进打工妹的心灵,许许多多年轻的芳心,都裹着一洼无法倾吐的苦水,藏着一本无法讨还的“呆账”。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地缘的意义上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在打工妹芳姿披尽凡风红尘、倩影闪现豪馆华宅的同时,“角落”仍以动态和游移而伴随。封闭则可能是柴扉不开的孤寂,敞露则可能是引狼入室的险情。在社会和个人的准备都不充分时,打工妹的步伐应大胆还是谨慎?
  3.沦落的边缘没有警戒线
  在女性犯罪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比例也在增加。而打工妹灵魂失落、陷入囹圄的不在少数。其中,除金钱诱惑、私欲膨胀的原因之外,另有心理层面的原因:情感世界的空虚、困惑,导致精神的扭曲与变形。
  巧兰做家务时,眼睛总是红红的,女主人至少问了她十多次,她只是摇头。女主人急了:“巧兰,我待你怎么样?你干吗老是哭丧着脸,好像受虐待似的,别人以为我欺负你。要老是这样,你就走人!”
  “大姐!”巧兰泪如泉涌,“你对我比亲姐还好。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可是,你让我走吧。我……该走了,你再找一个比我好的小保姆吧。”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3)
  巧兰撒谎说自己有病,女主人给了她两套很新的衣服。临走,巧兰抱着大姐哭了个够。“大姐,我对不起你!”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她既不想破坏大姐的家庭,也不敢得罪男主人。在大姐出国的两个多月里,她就睡在大姐睡觉的地方。男主人折腾她的时候,大姐从国外打来长途,吓得她浑身直哆嗦。男主人说她鲜得像个大苹果,说她的乳房大腿嫩得能掐出汁儿来……她从害怕到沉醉,到紧紧搂着那男人不撒手。男人给她的钱她左塞右掖不知藏哪儿。
  巧兰选择了逃避。可她也知道,新的小保姆来了,大概也会“享受”她同样的“待遇”。
  按照词典上关于“沦落”一词的解释,既有“流落”的意思,也有“没落”的意思。女性的“沦落”,在实际生活的约定俗成当中,大概还包括了失身、卖身、陷入色情的意思。当今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妾”“妓女”“情妇”等等,都变种变相了,但某些实质没有变,花样翻新地重现。
  “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给小费行不行?”——男客耍赖。
  “世上哪有真情在,多挣一块是一块!”——小姐坚决。
  “又没上床又没睡,你要二百有点贵。”——男客讨价还价。
  “跳舞唱歌还带摸,你给二百不算多。”——小姐寸土必争。
  男客手脚老实的时候,小姐讲色情故事和挑逗语言;男客动手动脚的时候,小姐咯咯铃笑,在最佳时机用最娇最甜的声调说:“可要给小费!”这时候的“生意”一般都能谈成。当然,还有更“趁热打铁”的“良机”;还有更温情脉脉的“谈判”;还有更大的“生意”。
  “扫黄”的打击力度是严厉、广泛的,而色情服务学会了“游击战”“麻雀战”等等战术;学会了试探加隐蔽的“迂回”、收敛再复苏的“弹性”。桑拿浴室和发廊常常设有可明可暗的“场合”;按摩女郎会在“适当部位”与“特殊部位”之间巧妙转换;收费标准按照不同“部位”、不同“程度”和“强度”而有着约定俗成的“随行就市”;一些宾馆高雅的女宾,晚上按照白天观察掌握的“信息”拨打电话;有的歌厅或餐厅里一旦“一见钟情”,小姐留下呼机号,夜晚可以“上门服务”……色情行业经历着“产品更新换代”“搞好售后服务”等变化。
  “扫黄”之后,总有一队“超短裙”“小黑包”“金项链”被警察带走。她们面孔上的羞惭早已被麻木不仁所取代,只是面对镜头的时候还知道遮掩一点。
  报载,一位外来妹出身的艾滋病患者惊呼:我在干那种事的时候,每次都戴了避孕套,为什么还染上?医学专家警告:避孕套连“本职工作”都不能保证滴水不漏地完成,又怎能绝对避免性病、艾滋病的传播?
  铁窗凭栏,一位将众女郎频繁介绍给嫖客的年轻“老鸨”,被判处极刑之后痛心疾首地哭喊:我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
  旧中国沦落红尘的女子,多为生活所迫,当今以色相为生的女性却有极大的主动性。她们将肉体、色相和“温柔”当做生意场上的投资,而换取的已不光是金钱。当一位沦落者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依赖性、甚至产生“精神需求”的时候,行为上的惯性和精神上的堕落、没落就不可避免,规范已很难内化为心灵的警戒线。情感的空虚与物欲的膨胀,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位沦落至深的打工妹曾做过这样的忏悔:“我进城以后,越来越觉得以前的生活太苦太穷,也太傻。追着我想跟我好的老乡(男性同乡青年)我越来越看不上。有钱有势的男人,又不想跟我结婚,我想跟他们玩,也想过有了钱再找一个正式老公。可我知道我的心变野了,变毛了,没钱没势的男孩根本就拴不住我。我知道那些(有钱或有势的男人)没有真心,我也不管什么真心不真心的了,反正世上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真心,我也不管结婚不结婚,过一天算一天吧……”
  4.精神世界的两极分化
  不可否认,在“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有打工妹出身的“富姐”“款婆”,但为数极少。因为她们普遍受到自身文化素质的制约。同是打工族,女性比男性的“胃口”调得快、调得高。打工妹中的确有许多人追求精神上档次的提高、追求感情上的健康与充实;的确有许多人通过各种培训和就读,或通过市场经济这个学校提高着素质。她们是现代女权解放具有实质意义进步的体现者,也是社会变革在精神意义上的获益者。
  然而,也确有为数不少的打工妹经历着情感变异中的彷徨,承受着生活舞台扩展与精神贫瘠之间、眼界拓宽与素质准备匮乏之间的反差和矛盾。在物质上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她们在精神层面上的分化也愈演愈烈。除了前面所述的情感失落、精神堕落现象之外,另一种现象也在悄然升温:不少打工妹开始寻求宗教的寄托。并非目不识丁的打工妹们捧起了简易读本的圣经或其他教义;教堂里有她们求助于上帝的目光;圣歌里有她们显得生嫩的嗓音;佛前香火有她们虔诚跪拜的身影……
  从行为方式的角度看,众多的打工妹虽然还没有找到社会上以群体为单位的定位,但她们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求变革、求平等、求改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性动能。也许,在妇女解放的史册上,应当适当地留下她们特殊的一页。但是,正像任何变革都有代价一样,她们当中那些付诸悲剧的青春、陷入阴影的年华,像历史的泪滴,濡湿着女权主义旗帜上的经纬。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4)
  一些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功德无量地为打工妹办起了培训的课堂,使她们能够从某种角度入手去提高文化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充实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使她们在如何做人、健全人格、选择生活、维护权益、追求幸福、遵纪守法等基本意识上受到必要的教育。
  所有这些意识,是绝不可能“无师自通”“自然生成”的。她们需要灌输和指导;需要醒悟和启迪。同时,由于目前社会上种种鹊桥、婚介组织,种种征婚手段,种种“相识”“联谊”活动,几乎都并不适用于打工妹,所以,也需要一定的机构或形式,在管理、教育她们的同时,帮助她们有效而实际地解决情感问题、婚恋问题。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这是一句哲理深邃的名言。而青春少女,处于价值定位、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她们的精神解放的程度,是“尺度”中更为鲜明的标星。不容忽视,人数众多的打工妹群体,同样是一块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芳坛,这里呼唤着、期待着社会能够分给她们一缕文明的春风。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1)
  《哈尔滨日报》报道了一项关于婚外恋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
  在回答您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的问题时,62%的女性选择了“婚姻”;
  在回答您的夫妻关系如何时,有74%的女性希望“与丈夫像恋爱时一样相爱”;31%的女性选择了“我与丈夫没有激情”;35%的女性选择了“婚姻靠子女维系”;
  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74%的女性首选“相互忠诚”;
  关于婚外性关系,52%的女性认为这是一种堕落;44%的女性认为是婚姻的补充;
  对于婚外恋报什么态度?认为可以理解的女性占34%;坚决反对的56%;同情的占6%;赞成的占0%;
  在回答“在哪种情况下的婚外恋可以理解”这个问题时,有34%的人选择了“婚姻不幸福”。
  在人类历史上,“婚外性关系”大概只能是一夫一妻制确立以后的事。所谓“婚外”,无非是针对对偶婚姻而言,针对名正言顺而言,针对法律或某种规范、社会主流观念认可并带有“合法性”色彩的夫妻关系而言。皇帝的三宫六院、妃子如云,豪门鸿宅、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恐怕不在“婚外”之列。即使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婚外”,也有千姿百态,不同意义的关系。从带有反规范、反社会意义的嫖娼、强奸、重婚,到确实有情感色彩的“通奸”等等,可以说自古以来从未间断过。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描述了婚外性关系主人公们的种种遭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婚外性关系都曾在历史上引发出种种红尘传奇。在中国,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和伦理道德没能禁绝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文人雅士和青楼女子之间的悲欢离合,在话本、诗词、剧目之中广为流传,甚至脍炙人口。
  如果推出一部《婚外性关系史》,恐怕会成为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因为在源远流长的性文化史上,从婚外性关系角度作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考察,毫无异议是重要的视角。而当代的婚外性关系,心理层面的复杂不亚于变幻无常的沿海亚热带气候。而我们这里涉及的,其实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关系的震荡,以所谓“第三者”现象为主要特色的婚外恋问题。
  所谓婚外恋,是指已婚者在婚姻之外与他人(已婚或未婚)发生具有恋爱关系的两性关系。其结局可能是引起离异,也可能并不影响原来的婚姻关系;离异后可能产生新的婚姻结合,也可能“有花无果”。
  婚外性生活参与者,心理层面的复杂性不亚于风云变幻的沿海亚热带气候。其实毋庸讳言,即使“清白”的人也可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仅仅从心理层面上是个“潜在的”婚外恋者。
  文学圈子里风起云涌的猎奇报道、创作虚构,频频为人们造成一种感觉:开放了,婚外恋似乎已成为社会开放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人们把“婚姻是否幸福”作为一个审视生活视角的时候,竟然发现,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已经普遍发生显见的和潜在的裂变。一位涉世极浅的少女会像饱经风霜的中老年人一样感叹:据我对四周观察,真正和谐幸福的婚姻实在少得可怜!人们把心理需求的主体多元、把幸福追求的色彩斑斓全部寄托于朝夕相处的夫妻之间,而现实中的对方却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让自己如愿以偿。“梦的破灭”“光环的破碎”“婚姻走进坟墓”……偶然演变成司空见惯,特殊蔓延成普遍规律。面对妻子或面对丈夫,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压抑和无奈而“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外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理解”似乎总是在婚外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地面上爬着够有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诗人徐志摩在《想飞》中这么自白着。在爱情上,他也在追求着一种浪漫的爱,一生不曾放弃。这种浪漫的爱,使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即的境地,永远在追求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而虚无缥缈的彼岸和遥远。
  英国文学家劳伦斯说:“爱,严格来说是一种旅行。”“爱,就是在创造的欢欣中使精神与精神、肉体与肉体相吸的引力。但是,如果一切都束缚在爱中,就不会有再多爱了。因此说,对那些爱中的人来说,旅行比到达终点更好。因为,到达意味着穿过了爱,或者干脆说,以一种新的超越完成了爱。到达,意味着走完爱旅之后的巨大欢乐。”他还说:“爱是朝天上旅行的。”这种论述与许多坚信浪漫之爱的人们的想法相一致。
  生活中,许多浪漫主义文学家、艺术家,都经历过这种不断追寻的“浪漫的爱”。拜伦、雪莱、彭斯、卢梭、乔治桑、雨果、哥德、海涅、普希金……不胜枚举。他们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爱情而不懈。他们把对爱、对美和自由的追求由一个美丽女子做象征,以达到梦想的神圣境界。
  诗人徐志摩“竭全力以斗”而逃出了“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家庭,止绝了与原妻张幼仪的婚姻“苦痛”。历经苦难与相爱至深的美貌才女陆小曼结合,但其结果仍是无可奈何的幻灭。婚前在给陆小曼的信中,他称:“我站在你的对面,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的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告诫的灵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得降低了下去。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2)
  “你已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死去,去到绝对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找惟一的光明。”
  然而,就在结婚的初期,彼此的理解和交融立即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诗人曾经在日记中说“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失败的悲剧上演,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障碍他们的,显然不仅仅是原本隐掩去的缺点、弱点或琐碎的家务,而是严重的理解错位,是原本就难以沟通、理解的精神世界的差异。“蓦然回首”涌起的激情,在心灵贴近的时候降温,恰恰被拥抱在胸膛的灵魂所冲淡。
  记录结婚不久心灵感叹的《眉轩琐语》中,徐志摩说:“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天!”
  “女人心眼儿多,心眼儿小,男人听不惯她们的说话。”“最容易化最难化的是一样东西——女人的心。”“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天是在沉闷中过的,到哪儿都觉得无聊,冷。”
  “咱们久别见面,也该有相当表示,你老是那坐着躺着不起身,我枉然每回想张开胳膊来抱你亲你,一进家门,总是扫兴。”
  诗人为追寻爱的理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在新的婚姻中陷入精神幻灭之中。
  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向安娜贝拉小姐寄出了求婚信,当得到肯定答复后,诗人感到全身涨痛般的强烈欢喜。可是订婚才几个月,他便大大失望了。他发觉,他和安娜贝拉在一块儿的时候,自己非常憋闷。他希望自己的感情世界一任自己的自由。因为他的身心在指引着他,使他任性地奔逸于无垠的宇宙中,他渴望独自在这种幻想和感情的世界中漫游。只有普通的地上生活才和妻子在一道。可什么时候他想享受普通的地上生活呢?也许他本人也把握不定那变幻莫测的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同时,他也不想去介入妻子的感情和幻想的世界。他感到,让别人介入他奔放自由的感情世界是难堪的痛苦,这造成他精神上很大的压抑。结婚以后,对妻子的反感在与日俱增,他不喜欢妻子那副贞淑的样子,而在婚前,他是多么的欣赏安娜贝拉“贞淑”的美德啊!他无法忍受婚姻中个性的摩擦,“他想沉默,她却当他生气;他喜欢说俏皮话,她却认为那是诽谤别人;他非常厌恶陈腐的道德,她却立刻上纲到宗教教义的高度来说是道德。”处在家庭之笼的诗人,愤怒地宣称:“我厌恶那种古板正经样子的女人……”爱情转移的时候,拜伦与妻子分居,当时他们刚刚结婚一年零三个月。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在他的作品中以救人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关系的深刻戏剧性,也道出了“浪漫的爱”的追求者的痴情与痛苦。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毕巧林曾一度坠入情网,但是他失望了。他玩弄梅丽公主的感情,扮演了混世魔王的角色,他如一个离开了天国的天使,郁郁寡欢,饱尝了幻想与高傲的痛苦。可是,在决斗前的最后一夜,他发出了内心深处的独白:“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东西;我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快活才去爱的;我贪婪地啜尝着她们的恋情、她们的温存、她们的快乐和苦痛,只是来满足我内心奇怪的欲求罢了——可是我从未能使自己满足。”
  在这些情感丰富、充满幻想的人们那里,永恒的爱的理想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斯汤达的《红与黑》中,等待死亡的于连哀伤地对德·瑞那夫人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到监狱来探望我的话,我大概至死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包尔康斯基公爵在临终前,怀着快乐又痛苦的心情向爱人倾诉:“没有人像您一样给我那种柔和的宁静感觉。”诗人哥德在74岁垂暮之年对一个17岁的少女怀着同生平最后一次爱情告别的心情,写下了《玛丽亚温泉歌》:“没有出路,只有无穷的眼泪”:
  你流吧,即使你汹涌如泉,
  也浇不灭胸中的烈焰!
  生死搏斗的折磨,
  把我的心儿撕裂!
  爱,只有在即将无法再拥有的时候才看到、感到它的存在。这种追寻者不是在爱着某个人,爱的是内心中的理想——爱情本身。
  其实,风流才子们的心理,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性心理本身是追求完美的心理。文人们的文采飞扬,情感横溢的诗行丽句,其实也包含了许多人生哲理。“美好的爱情是文人笔下编造出来的”——用这种一言以蔽之的说法把浪漫的、美好的爱与现实的爱截然分开,放弃追求,把前者让给海市蜃楼,此生不再希望,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定哪一天,“理想”又死灰复燃。
  因此,回避没有用。如果将审视的目光拉开一些、扫描中的理性成分多一些,那么,婚外性爱关系心理漩涡,可能会给人们心理修养提供一些昭示:
  其一,以“此岸性”取代“彼岸性”。人是主观能动的,而心理调整,是人的主观能动力最重要的体现。心理调整,是此岸的人性关照,现实的婚姻,是相爱者共同达到理想彼岸的航船。否则,理想与浪漫,就是永远达不到的彼岸。一旦“登陆”,“彼岸”又游离到新的彼岸,而自己依然是航行者和探索者。这正是因不满而追求的心理状态。而放弃主观能动的心理调整,就等于一个永远希冀着彼岸,又永远没有航船的人,彼岸所有的美好只能淹没在此岸的现实中,进而转化为心灰意冷、万念俱灭。因而,在此岸与彼岸的分裂中,绝不能放弃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主观人为。在此岸与彼岸的连接中,只能有一个重要的中介,也就是主观人为!通过主观人为来实现理想,把理想——现实融解在实际的主观追求的过程之中,这是性爱心理平衡的理性前提。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3)
  其二,用“自己创造”取代“守株待兔”。婚外恋者都有“守株待兔”式的心理模式:总认为兔子已经跑了,我的兔子还没有来,而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份幸福——自己的婚姻,无论如何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在哪里?在即将来临的那只兔子。这里,婚外恋者在期望、等待、选择中下功夫,却从来不会在调整、发掘、更新中去拥抱已经得到的幸福。——他们忽略了创造。这一部分人的婚外恋往往难以持久,除了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以外,还有心理上的原因:一旦得到了,新的不满已经在潜伏,他们又在潜意识中期待着新的兔子。
  其三,以“内向开源”取代“外向求索”。一位婚外恋者曾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解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大夫的千古佳句,成为他的“理论依据”。本来,为了理想的爱情确可以生命不息,求索不止,但如果只是不断地寻找新的“理想的”异型,屈原大夫的诗句还是免了罢。另外两句诗,用在这里倒是贴切。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另一句是宋朝诗人夏元鼎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性爱生活中,追求没有缺口的月亮,穷其一生也难以满足,而将功夫下在婚姻的“改革挖潜”、“开源节流”上,则完全可能有意外的收获。琼瑶笔下,一位女主人公苦苦追求意中人而不可得,一旦回过头来,从苦苦追求自己的人那里得到深沉博大的爱,这时她才发现,那个遥远的、“理想”的人根本比不上自己身边的人。在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这倒应了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已经拥有的,才是可以通过更新、调整而不断增进和谐、增进情感的。
  理想主义,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领域,从柏拉图、康帕内拉等推出理论形态的理想主义蓝图,到宗教信仰中理想天国的梦幻招引,从闵采尔等人通过实践而试图实现完美社会,到历史上许多民族或群体不断寻找共同的精神依托,理想主义的旗帜总是在飘扬。尽管“乌托邦”“太阳城”等根本无法实现,但要求泯灭这种理想设计、幻想人们放弃幻想,本身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就是说,即使是背离现实的空想,其产生本身也是一种现实。要求放弃空想的“理想”本身,也是一种空想。因为,人的心理需求当中,既有利益需求,也有精神需求。性爱中的爱的追求提高到人生理想追求的层次,把性爱的欲望理想化,把性爱的追求和人生完美追求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些浪漫的诗人只不过是众多具有这种心理状态的人的典型代表而已。然而,许多理想主义的性爱追求者,往往把追求当成了一种无休止的寻找、选择,而不是当成一种现实的创造与更新的生活过程。即,他们无休止地期待着一个天生的理想的化身,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自己,而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的化身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连他自己也不可能完美无缺。这种状态趋向的结果,一是理想永远在彼岸、束之高阁,二是一旦理想破灭就万念俱灰。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一个十分漫长的阶段,婚姻生活带有更大的现实性,心理修养不可能逃避这种现实的制约。只求婚外,忽略婚内;只顾彼岸,放弃此岸;只要天降,不要现实,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心理逃避。
  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婚姻的花木生长,一切耕耘、培育、灌溉、修整,才会使这株大树开花结果,也才能真正绽放出理想的光彩。
  2.婚外恋心理特色:分裂、冲突、痛苦
  男人一般色胆要比色心小;女人一般是贼胆要比贼心大。
  ——仔细观察,这句话还真有几分道理。你看啊,有婚外恋情结的男人如果处于蠢蠢欲动状态,常常是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畏葸不前。即使是鼓足勇气终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被形容为偷鸡摸狗,拈花惹草等等,总之脸上无光,心里有愧,蝇营狗苟。而女的往往是不动则已,动则来真格的,别来光想不做,光说不练那一套,有外遇就是有外遇,姑奶奶咱红杏就是出墙了咋的,妹妹大胆往前走。
  不绝对,不都这样。但的确有一定代表性。
  这种“男女有别”的情况,的确有点不好把握。不过,认真分析,男的是在行动前、行动中的整个过程都矛盾重重,人好像分成两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女的在行动以前内心思想斗争更加激烈,行动阶段后期也更脆弱,特别容易受到打击或陷入精神创伤,只不过在行动阶段的前期,沉湎于直觉和眼前,显得不管不顾。如此看来,只有阶段性差异或形式上的不同特色,没有实质不同。故而谈论婚外恋心理问题,还要男女统筹,不搞“非国民待遇”。
  婚外恋者的情感是分裂的。婚外恋者的心理是冲突的。婚外恋者的感受是痛苦的。
  尽管婚内生活也有矛盾和痛苦,但一般来说矛盾没有激化,而矛盾冲突的表现时起时伏。
  但婚外恋者则长期处于分裂、矛盾的痛苦之中。
  因为性爱心理是每个人心理路程的一个侧面,是社会心理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于是,潇洒中不知是对还是错,刺激中不知是福还是祸。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4)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极大贡献,就是提出无意识概念,并对无意识层面进行了剖析。无意识指被压抑或排斥的、意识层面以下的原始冲动,或本能欲望。这种意识层面无时不在,比意识更为长远和活跃,就连睡梦中都是无意识的天下。从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一般学说来看,无意识层面,实际上是和意识层面不协调、不一致的部位,是人的统一的心理王国之中一块没有臣服和归顺的领地。或者可以说,是人的心理版图上一块“特区”,往往具有“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在意识中,无意识往往被否认、被压抑、被忽略。在这里,往往形成一块诸侯王国,由本能所直接决定的欲望,往往无法由意识层面去进行管理,“政策调整”也往往失效。
  无意识也被称为“下意识”“潜意识”。社会意识的整体系统,也会有“特区”——社会上对婚外恋、一夜情等等,也会网开一面地给予一定程度的接纳、甚至崇尚。然而,社会意识不可能为婚外恋推出一部堂而皇之、公开正统的意识体系。
  选择婚外恋是个人的自由,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往往是十分乏力的。即使道德“底线”,也很难得到权威的解释和哲理的支撑。但是,社会现实中一夫一妻制的顽强,以及维护一夫一妻制的“主流意识”的同样顽强,不是靠说得清、道得明的伦理论证来支撑的,而是靠说不清、道不明、潜移默化的观念、舆论来支撑的,甚至是靠社会成员莫名其妙的内心自责来支撑的。即:无论你说得头头是道,无论你将伦理批得体无完肤,主流模式总是在实际地发挥作用。而人们、尤其是大众的观念和心态,总是向主流模式所体现的价值靠拢和倾斜的。
  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一夫一妻制不是靠任何人为设计和强权推行而延伸到今天的。历史上统治者精心构筑的,是事实上的一夫多妻,而不是一夫一妻制。强权所极力推行并维护的,是皇室“合法”地嫔妃如云、显贵“合法”地妻妾成群。剥夺和压抑人民群众性权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万恶淫为首”……等等等等,是以统治者的垄断性权、被统治者性权被残酷剥夺为条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得已经好听多了,已经大大地被美化了,历史上的基本世态是“礼制不上大夫,权利不下庶人”。以为荒淫无耻是对纲常礼教的反叛,实在是天大的误解,荒淫无耻和纲常礼教从来都是相互勾连、密切配合的。荒淫无耻者是纲常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在强制下对于纲常礼教的遵循者是性权被大量剥夺者。中国历史上事实上的“一夫多妻”,是有条件的,第一是极权专制,第二是等级格序,第三是太监、战争、徭役、戍边、农奴。可以说,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与事实上的奴隶制相辅相成。性权不平等,对性权的大量剥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锻造强大的性压抑和性禁锢的锁链,是嫔妃如云、妻妾成群、二房三房等等的社会条件。
  因此,一夫一妻制在历史上一直延续到今天,并长期占据主流婚姻模式的地位,绝不是人为设计、人为推行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地、历史地运行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法对此享有发明专利权。这样的对偶制,是人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本质体现,是比较能够实现性权平等、性别平等的一种婚姻模式。性压抑,往往伴随着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性垄断,一个是性放纵。历史上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于是,婚外恋者的心态不是完全统一的,就像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不同、开放程度不同一样。归纳起来,婚外恋者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无意识和意识完全冲突;第二种是无意识已进入意识,主观意识部分地放弃对无意识的压抑,网开一面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无意识;第三种是意识本身对无意识充分认可,给予较大的自由度,婚外性行为或婚外情感生活几乎不受自己显意识的压抑,在认识上、观念上已经“理顺关系”,是婚外恋在意识王国“合法化”。
  前两种自不必说,即使是最为开放、潇洒的第三种人,也是充满矛盾的。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不论人的灵魂倾向于何方,只要不是向着上帝,就离不开痛苦。”我们也不妨借用一下这句充满基督教色彩的箴言:婚外恋者的“灵魂”显然不是向着上帝的,而且只要他们没有逃出上帝统御的王国,就无法排除矛盾与冲突,因而无法排除痛苦。
  3.冲突之一:徘徊于安全与新奇之间
  当一个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而那个外遇从别人看来并不怎么出色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丈夫出于饥不择食,没有非天姿国色不搞的时候,妻子一旦发现,会愤愤地质问丈夫:“她哪一点比我强?”
  这个妻子可能面目清秀,受过良好教育,待人大方得体,出能应酬、入能理家,是个秀外慧中的女子。而丈夫的外遇,很可能在身世、教养、容貌、能力各方面都略逊一筹。除了在妻子看来是个“女妖精”会勾引男人以外,什么本事也没有。可自己的丈夫偏偏被这样的“骚货”迷惑住了,岂非太不公平?
  其实,聪明的妻子在这样的事情上不该这么比较,难道丈夫遇到一位各方面比自己强的女人,就会心甘情愿地出让丈夫吗?
  有的妻子在明白了“家花没有野花香”便不只是责问丈夫,而是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5)
  牟先生的妻子对他看护很紧,主要是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牢牢把握财政大权的前提下,每天丈夫出门塞给他100块钱,晚上回来实行财务审计,查明钱的去向,必须分文不差。否则立刻制造鸡犬不宁的状态。虽然牟先生经常能够开回发票,以证明自己的合理消费,赢得妻子的“感情报销”,但最终还是暴露出外面有一个准二奶。牟妻为自己的失败而伤心欲绝。
  妻子整天神经兮兮地密切注视丈夫的行踪,控制丈夫的外交活动,别说对丈夫来说是件很头痛的事,就连自己也没有什么轻松、快乐而言,更谈不上幸福。
  性忌妒是什么?
  这里指的仅仅是感情方面的忌妒,或者就是常人通常所说的吃醋。
  忌妒是一种弱者心态,是弱者意识到自己的弱者地位并心存不甘而发生的一种变态狂躁,是强烈的情感占有欲和强烈的不自信之间碰撞出的一种扭曲心态,是本该属于自己的情感或自认为本该属于自己的情感被分享、被夺走而产生的心理落差,是失落感和承受力之间不协调而造成的一种情绪郁结。
  斯宾诺莎指出忌妒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怨恨爱的对象;一方面妒忌那个对自己占有爱的对象造成威胁的人。这一切都造成了情绪的郁积和心态的扭曲,给爱情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忌妒实际上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只能使生活氛围更加紧张,生活在你身边的人会尽量避免自己冲撞了你,而你也为身边的人带来随时受到威胁的不安全感。在发生变化的男女关系上,智慧者应该明了忌妒的徒劳、可悲与可怜,不应当由于忌妒而否决自己的快乐、幸福和尊严。
  男女关系的微妙在于使相关联的两性都随时产生复杂的心理。一个女人可能在哪方面都不强,是否反而让男人在她面前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感、从而有一种被需要的满足呢?一个女人能力很强,是否令男人感到自己在与不在、发挥与不发挥作用并不重要,或者使丈夫觉得既然家庭是个安全港,偶尔到外面偷闲一下也无妨呢?
  对,婚外恋的男女有一种典型的潜在心理,即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同时又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安全与新奇之间的徘徊,女性绝不亚于男性,或者更甚。在丈夫那里感到安全,不必担心明枪暗箭。即使一个比较软弱的丈夫,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避风港里虽风平浪静,但缺乏新奇的刺激、浪漫的旋风。
  在婚外情人那里,种种新奇、激动、疯狂令人目眩而失常,但却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紧张,一种走钢丝的忧惧。时而痛下决心,信誓旦旦地决定痛改前非,摆脱风险而求一份宁静;时而按捺不住,宁可被电击也要发光,绝不空守死水一潭。心灵之舟,在风平浪静和电闪雷鸣之间往返徘徊。这样的婚外恋者大有人在,而真正死心塌地、一意孤行而无矛盾冲突者反而罕见。
  4.冲突之二:人格在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分裂
  作为一种情感生活,作为一种从本能欲望到精神追求的过程,男女双方肉体和精神的相互奉献与相互得到,是爱的完美性重要体现。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支配人内心世界、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精神系统。也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经过一定社会化而进入成年的个人的难以抗拒、别无选择的灵魂栖息的陆地。而婚外恋打乱了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秩序,也往往表现为肉体和精神的分离。
  精神和肉体共同构成“性爱资源”,婚外恋者在婚内和婚外进行着艰涩的“资源分配”。第一,自己是资源的分配者;第二,自己同时又是对于自己所进行的资源分配的享用者;第三,同时也从不同对象那里获取肉体和精神的分配。在这三项当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分配得公平合理的。性爱资源只要稍微进行“经营”就成为“产品”,性爱男女之间进行的种种交流,既各自从对方的获得是取得“利润”。而对于这种利润既不可能公平地进行按劳分配,也不可能公平地进行按资分配,又不可能公平地进行按需分配。也就是付出和回报极不平衡,需要和获得极不平衡,这就为发生人格分裂埋下了隐患。
  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而情感上的互享者却可能天各一方,至少不能像夫妻一样厮守。当然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家庭的巢穴依然温暖着情感的栖息,但婚外的低温却为欲望的满足而保鲜,在“喜新不厌旧”的分配格局中实现肉体刺激。于是,既可能“同床异梦”,也可能“同梦异床”。
  灵魂出窍了。作为精神载体的血肉之躯,性爱神秘的性器官部位,以至于两性裸体的相互呈现,回归自然的伊甸园故事,阴阳交媾的性经历,抽调了情感交流或爱欲审美的精神内容。或者是,从拥抱和交媾的高潮瞬间到声气相闻的朝朝暮暮,心里活跃着另一个异性;或者是,卿卿我我的恩爱生活中,欲望冲破潜层面,另外异性的强烈诱惑在意识层面搅动着心猿意马。
  幸而精神是无形的,灵魂是缥缈的,否则如果像心脏和肺腑一样,又该如何撕开、割裂呢?
  杜女士有丈夫和一个孩子,内心对大学异性同窗深深眷恋。那位男同学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们清楚地知道彼此都无法摆脱各自的家庭。每次相见,都是悲情的交流,用对思念的一种苦涩告慰而战胜媾合的欲望,然后是痛苦的惜别。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6)
  “假如你以后不再和他来往,你会怎样?”
  杜女士回答:“我无法想象,我们是有情无缘,我们没有偷吃禁果的勇气,也不愿费心费力地寻找地点,创造机会,也不愿亵渎心中的美好。我们还会幽会,但恐怕不会越过雷池。”
  然而,他们终于还是“创造”出了机会,那是一次爆发,同时也是幽会的终止,因为杜女士无法接受“亵渎”后更甚的心灵折磨。于是她接到了老同学写给她的一篇《离别悲歌》:“我的精神世界里惟一的知遇,要和我永诀了。可是,她这次是带着完全不理解我的心离去的。梦的实现竟然是最痛的悲!我原知道最终是要分别的,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别去。我自诩感情被理智统辖着,可原来也有爆发的时候。离去吧,离去……”
  许多没有任何“失足”记录的人,许多行为检点、没有道德“污点”的人,实际上对婚后的生活感到厌倦和麻木,但他们程度不同地渴望与非配偶的异性接触,在没有“越轨”的情况下改变婚姻给自己带来的单调和乏味。这种只寻求精神上的新鲜感,压抑肉欲上冲动的“准婚外恋”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心态。对婚姻及家庭不满,对丈夫或妻子厌倦,但绝不改变婚姻现状,心中装着渴望的异性,身体给予合法的配偶,甚至将妻子或丈夫当成婚外某人的替身。
  这是一种统一掩盖下的分裂,是一种平衡掩盖下的失衡,是一种坦然掩盖下的焦虑,是一种正常掩盖下的扭曲,是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状态。
  调查表明,人们对于婚外恋普遍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中,对待别人或对待一种社会现象时矛盾,对待自己时更加矛盾。“一个人从小接受的伦理原则始终是不同寻常的东西,它比自我更强大。”心理学家的话说得非常好,说出了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人不可能摆脱巨大而深入的社会规范影响,而这种规范绝不仅仅是“明文规定”,而且是无所不在的文化渗透。弗洛伊德的“过失心理学”认为:任何无意识的过失都有潜在的目的。无意识中发生通奸,必有一个本人没能意识到的潜在的目的。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不等同于他的自觉意识,自觉意识只是广袤的精神领域中一小部分。荣格说:“人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以为的那样,而是某种未知的,但又可以证明其确实存在的不可界定的整体。”这个“未知的不可界定的整体”就是自己的意识和自己的未知阴影。无意识中出现过失,就是被未知阴影所控制。
  王宏刚(化名)和楚颖(化名)几乎每天上下班都要同乘很长一段地铁,他们用目光交流着彼此的发现和倾慕。王宏刚的妻子早已丢失了苗条的身段,但王并不想告别她胖胖的扭动;楚颖的丈夫无法燃起妻子的激情,但她并不想和丈夫分手。
  心照不宣。王和楚从对方深情的眼神中感受到初恋时的激动和美好。她说:“什么都可以弥补,只有流逝的青春不再回来。”他说:“人生中什么都可以没有,惟独不能没有爱情。”她说:“遗憾的是,你我都失去了爱的权利。”他说:“为了彼此的婚姻,我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他们的确陷入“无性的爱”,但那种思念和沉醉,那种网上的情意绵绵,那种相互依偎的呢喃燕语,那种热泪盈眶的依依惜别,都告诉他们自己陷得很深,双方所恪守的“规则”已经被磨得比窗户纸还要薄,但他们没有对不起婚姻的愧疚,自信没有越过雷池,就依然是柏拉图老爷爷的信徒。可是直到有一天,王宏刚的妻子痛切地说:“我宁愿你——我的丈夫在外面偶尔去嫖妓,我宁愿你向不爱的女人发泄性欲,也绝不能忍受你对我有欲而无爱,却把爱情给了别人!我只得到你的身体,你的感情根本不属于我。你在我身上泄欲,心里想着别人,我是什么?是另一个女人的替身!”妻子的姐姐对他的指责更为刻薄:“你不爱我妹妹,却用虚伪拴住她。你怕承担离异给你带来的一切。你有你的情人,却用胆怯回避她,你怕承担她的离异给你提出的一切。你是个懦夫,不配做一个男人!”
  “坦然”消失了,“平衡”打破了。性与情的分离变成了冲撞,靠欺骗自己而维持的“宁静”,靠克制自己而营造的“无罪”,顷刻间转化为痛苦而迸发。他无法面对楚颖,就像当初不敢面对妻子一样脆弱;楚颖也无法“营救”他,就像无法营救自己一样无力。
  对面的女人很像多年前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主人公。下面是她倾吐的记录:
  “我真的很爱他,我把这次交谈看做自己积郁已久的情感的发泄,所以你一定能听出我说的故事有多么真实。听他在招待会上发言,比欣赏最迷人的个性还要沉醉。别人为他鼓掌时,我鼓不出掌却流出了泪。一个成熟而自信的男人,经过多少磨难和修炼才形成的魅力,真叫我爱得刻骨铭心。可这份爱,是别人难以承受的痛苦,爱得越深,心里越惨。他那次出国回来,没告诉家里,直接从机场打电话,约我去了植物园。整整一天,多么美妙的分分秒秒,我们谈啊,唱啊,笑啊,我们追逐着穿过密密的树林,我们拥抱着滚在草地上。可是我最后悔的就是问了一个好傻好傻的问题。我问他:你打算怎样爱我?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们一起陷入了可怕的沉默,就那样沉默着感受夕阳落下,夜幕降临,寒冷袭来。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这种问题,因为无情的答案清清楚楚,只不过我们都在欺骗自己。可我无法摆脱,绝大部分时间只能靠回忆和渴盼来打发。他总把我的照片存在电脑里,被她妻子发现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不能给我打电话,更不能和我见面。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妻子可能找我谈,还可能到我单位,让我有心理准备。有一天我发现两个人在我楼下转来转去,后来才知道是他妻子的弟弟带人来监视我。我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可为了他我情愿承受这一切。他有家室和女儿,有事业和名誉,我不能让他为了我而承受太大的损失。而我又偏偏在别人那里找不到这种爱。追我的男孩留下祝福出国了,别人介绍的我根本无心去见。付出代价是我情愿的,可代价再大也换不来渴望的爱。他女儿有病是我托人找到最好的大夫;他妹妹考律师是我请到老师作辅导,这些都是为了爱,也为了解脱我自己的愧疚。有一次他住院半个多月,人人都能看他独我不能,夜晚在医院病房外望着灯光徘徊……我知道这种精神折磨我只要痛下决心就能解脱,可是我努力过,那种努力就好像长途跋涉刚刚出发就折回来,宣告失败了……”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7)
  5.冲突之三:抗拒在突破和束缚的困扰中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这句歌词流传深广,可见受到广泛认同。但是,如果稍微改一下:“只要丈夫对更多的女人献出一点爱,婚姻将变成美好的家庭”;或者“只要妻子对更多的男人献出一点爱,婚姻将变成美好的家庭”——还会得到认同吗?
  其实,改过之后的两句歌词,从逻辑上并没有违背原来的歌词。因为丈夫和妻子也在“人人”之列,婚姻和家庭也在“人间”之中,性爱和爱情也在“一点爱”的范围之内。既然如此,丈夫对别的女人、妻子对别的男人,献出“一点爱”,不可以吗?就算是丈夫把性爱献给许多美女,妻子把性爱献给许多俊男,也没有超出“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人间应该更加美好啊!春天应该更加温暖啊!不可以吗?
  答案是,至少现在不可以。以后可不可以,还看不出眉目。以预测准确而著称的美国兰德公司,怕是也不敢就此作出什么预测性断言。
  如果真的这样“献爱心”,后面的歌词就该这样改:“婚姻将变成崩溃的家庭”,或者“世界将变成乱套的人间”!
  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其他的人类之爱完全不同,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可是,为什么?
  与父爱、母爱不同,与兄弟之爱不同,与朋友之间和一切人之间的爱都不同:男女之间的爱情具有排他性。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爱情是个独木桥?为什么爱情自私、狭隘?为什么爱情不能与他人分享?
  为什么感情深厚的朋友、密切合作的同事,一旦同时爱上一个人,彼此会成为情敌?为什么在其他事情上都可以谦让和分享的朋友之间惟有爱情独占?
  为什么文明的人类一致用最美好的语言赞颂的爱情、用最崇高的道德体验来感受的爱情、用最美好的憧憬去追求的爱情,竟然与人类其他价值相违背?为什么关于无私、关于宽容、关于多元等等价值标准,一遇到爱情全部拐弯,全部转向,全部失效,而自私、惟一、排他、独占反而变成了合理与崇高?
  如果只是默默地认同爱情和其他一切情感的差异,只是被社会裹挟而接受这种差异的现实性,而不能从终极价值的追问中得到答案,那么,生命历程中总会有一天,心灵开始发生困惑与分裂。
  爱的前提是生命本质需要:从我的生命的实质来看,我爱对方——以及在他或她的生命实质中,我体验对方。爱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是因为他或她就是我,是我的生命的“另一半”。在这种意义上,发现了自己所爱的人,就是发现了自己,爱情的实现,就是生命部分价值的实现。生命不可分割,所以爱情不可分割。
  在婚外恋者心理上,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不希望打破原来的家庭秩序;另一方面,又渴望全部享受婚外恋中美妙的感觉。从人的本性出发,他们的婚外恋情中的精神之恋达到一定程度,即强烈渴求体验对方的程度时,会不顾一切地希望在肉体上得到性的满足,从而在肉体上占有对方;而在现实中,无论精神的占有还是肉体的占有,都会给自身或对方的家庭带来威胁,带来诸多的麻烦和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婚外恋的当事者潜意识中又不愿意受对方情感的束缚。这就造成了对所爱者的释放与占有的矛盾心理。
  “既生我,何生他(她)”;“既无缘,何相见”;“痛惋相知未相处,只求来世补今生”,从这些无奈的感叹中,升腾着心理悖论的游荡。
  家庭在提供爱的权利与保障时,也提供了束缚。“突破”者,虽部分地放弃了权利与保障,却无法彻底摆脱束缚。
  性爱是现代婚姻的基础,现代性爱既然是人的爱欲超越性欲的结果,就不能只是一种无爱的单纯的性欲冲动。爱是一种感情因素,感情一旦消失,爱也就宣告结束。假如感情同时在婚姻当事人双方身上消失,解决无爱婚姻的条件基本具备。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婚姻往往是两个人不能同步。这就给婚外恋提供了前提。由于人类性爱的双重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并行,使婚外恋者难免处于满足与负罪的两难境地。
  她一直是一个贤妻,即使在有了外遇之后仍然不失贤惠。一次,夫妻两人在舞厅以外相遇,丈夫不由怒火中烧,把妻子拉出舞厅。妻子感到委屈,感到家庭缺少温暖,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亵渎。随着不满情绪的滋长,昔日安宁的家庭充满火药味。后来,妻子发生了婚外恋情。她与情人的感情日益加深,终于坠入性爱之河。在她与情人在一起时,冲动之力几乎统治了她的整个心灵世界,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满足感。然而,每次当她就要回到家里的时候,自责和负疚的感觉会强烈地反扑过来。丈夫,成了她心中一块无法逾越的界碑,上面刻满了根本无法抹掉的碑文。丈夫昔日的一切缺点,曾经是自己将感情向外倾注的借口,但此刻似乎突然间变成了对自己狭隘和刻薄的谴责,使自己失去了一切道德优势。丈夫似乎已经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自己却处于阴森寒冷的峡谷。她突然觉得,自己不仅失去了获得丈夫的爱的所有理由,而且也失去了自己爱自己的全部理由,甚至失去了母亲的资格,失去了获得孩子的爱的权利。
                 
婚外性关系的心理轨迹(8)
  在爱的给予中,他给予了他自身之物,给予了他所具有的宝贵的东西,给予了他的生命。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为另一个人而牺牲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给予另一个人的是生命的活力;他给予另一个人的是他的欢乐、他的旨趣、他的理想、他的知识、他的幽默、他的悲哀,给予了他的生命活力的全部表达方式和全部证明方式。
  爱情只希望并渴求一个人与爱的对象强烈而完满地结合。正如德国心理学家弗罗姆说:“情人的爱只是在肉体结合的意义上以及在生活各方面完全许可的意义上排除对他人的爱。”“性爱是对把自身完全融化、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的渴望。”《情爱论》的作者瓦西列夫在他的名著中说,性爱“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体验”,是“只有人才具有的复杂而完备的感情”。
                 
偶像驰骋于少男少女的情怀(1)
  青春期,以及其后的生命阶段,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没有受到重大挫折,没有受到严重的压抑或打击,其好奇心十分强烈,其探索的欲望和感受世界的能力迅速提高。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是精神世界全面萌动的阶段。美好的事物需要“动”起来,所谓生动,无非是活生生。一切美好绝不可能仅仅在书本里出现,仅仅在课堂上展露,也绝不可能仅仅是所有无关联事物的自然流淌。一切都需要“代表人物”。
  仔细审视一下,青少年从小到大,一直在被引导和告诫中,说白了,就是一直在被进行着崇拜和禁忌的教育中。哪些该做,一定要做,哪些不该做,一定不能做。在“好”和“坏”的两分法教育中,“代表人物”一定会在某一天到来。那是美好的象征和邪恶的反面,那是一切我所知道和想象的事物的“形象大使”。
  这个形象大使,一定会经常出现,频繁表现,但一定不是身边的人,而是保持一定距离、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定是更加活生生的、比一切教导都更加亲切、生动的;一定是时尚的,是与“教条”完全不同的、是属于我们这个范围和圈子的;一定是强烈的、夸张的、刺激的,是冰激凌或浓咖啡,而绝不是淡茶或燕麦粥;一定是让我敬畏并且佩服的,而绝不是有许多缺点每天都能让我逮个正着。
  “看看周围的人,哪个可以让我佩服啊?”那个女儿对我抱怨:“我早就不崇拜爸妈了,他们太市民,他们关心的那点事儿,我烦还烦不过来呢!大概是两三年以前吧,那时我发现爸妈不值得我崇拜的时候,还真的痛苦了一阵子,我觉得我特不孝顺。可是,后来慢慢地就觉着,我必须冲破他们给我营造的小圈子,要不然,我会被我的家给窝坏了。”
  “那么,周围的人呢?比如老师?”
  “有的老师值得尊重,但我没法儿崇拜他们。老师归老师,偶像归偶像。”
  看来,老师没有撑起她的渴盼、她所寄托的某种精神需求。
  那么,谁来呢?
  所有这些条件,谁具备呢?或者说,谁借助了一定的条件而具备呢?
  当然是明星!那些演艺界的明星最有可能首当其冲。其次是体育明星,但体育明星曝光的频率一般来说低于演艺明星,所以稍有逊色。再其次是老师,那些比较年轻但又成熟、有个人魅力的老师有很大的优势,但在艺术包装和媒体宣传等方面却无法望明星的项背。再其次是高年级或邻居、社区经常谋面的大哥大姐,当然需要达到帅呆酷毙的级别。至于同龄、同班或同桌的你等等,虽朝夕相处也要大大地往后排了。
  绝对不应当回避的是,青春期是性意识觉醒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处于青春期的青年是伊甸园面临禁果诱惑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强烈地压抑着品尝爱情甘露的欲望,而表现为躁动和渴求。
  让明星偶像矗立起来的心理条件可全都具备了,一样不多,一样不少。
  于是,令家长或老师以及社会上各色人等感到不可思议的怪诞、乖张、疯狂的“奇迹”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宾馆,一直等到天亮。夜里冻得发抖,我们几个女生互相拥抱着,互相鼓励着。我当时想,多么奇妙啊,我们竟然谁也不是谁的情敌,大家反而成了难兄难弟。可是,消息错了,偶像竟然没有在那儿住,要不然就是一夜没有回来。我们痛苦极了,失望透顶,可是我爸妈在我最难受的时候惩罚我,一连三个月不给我一分钱。还说了好多难听的,那时候,我真恨死他们了!”
  把全部的热情和爱心给了无缘谋面的明星,把“恨死了”留给父母。伴随着她整整一夜的不屈不挠,是父母整整一夜的揪心揪肺。然而,无限关爱她的父母却在她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这是多么巨大的“爱的错位”。她从那位明星——她心目中无限渴慕的偶像那里获得的是巨大的失落,但她依然奉献上了通过强烈对抗父母而进行的“勇敢捍卫”。
  其实,疯狂的追星活动是社会上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暴。追星族对明星崇拜的彻底,绝不亚于虔诚的教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满足于明星只是遥远的神仙,他的长相,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衣着,他的健康,他的生辰八字属相星座,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牵动我的神经。他咳嗽了我跟着发烧,他睡觉了我跟着做梦,他微笑了我跟着雀跃,他流泪了我跟着嚎啕。他不认识我我跟他生死相依,他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他精神的奴仆,他不知我长什么样我墙上贴满他的照片,他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千万次呼唤他的名字而祝福祈祷。谁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就莫名其妙地爱了,而且爱得声嘶力竭,要死要活。为了得到一个签名或者合影,我会千里寻亲、长年追踪;为了表达我的爱心,我会在他下榻的楼下高呼口号,挥泪拼命呐喊“我——爱——你!”;经过一夜守候的我,虽然冻得瑟瑟发抖,但他出门的刹那间我会冲上去热烈地拥抱与亲吻。
  该弗洛伊德“出场”了。里必多跃动和萌发的最初阶段,理所当然赶上人的精神世界与一切规范、训诫、利害关系等等最为生疏的阶段,不幸的也是与关于性的生理和心理知识最生疏、遥远的阶段。这是里必多最活跃、最生动、最勃发的阶段,而“天然地”赶上了人的精神世界中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最强烈的阶段,偏偏还是幻想、夸张、联想等等思维心理活跃的阶段。但同时,“不幸地”赶上了理性和逻辑思维、依赖于阅历和总结反思的经验思维等等最薄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感觉思维生涩而难以纳入更为成熟系统的思维,但恰恰感觉思维敏感而极易拥抱强烈新鲜的刺激。
                 
偶像驰骋于少男少女的情怀(2)
  冷峻的科学家有时也会撞响一串令人心醉的名词,“青春期”——最早将这一字眼引入医学或生理学的人就一定充满诗人气质。然而,一切仅仅将青春期进行生理意义上释义的专家或师长们,虽然因其“客观”而令人尊敬,但实在难以恭维。青春期,更应该是一个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处于此期的少男少女们全部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之间无可避免的密切合作,几乎造成了无可避免地引进偶像的适宜的、优化的精神环境。也因此,为偶像崇拜的心态和行为无可避免地提供了开脱的理由。
  无可避免,对于教育者来说应该读作无可阻挡。既然如此,阻止、压制、命令、谴责、惩罚……都不仅无法见效而且适得其反。我们这样说,绝不仅仅立足于偶像崇拜的合理性,而且依据于偶像崇拜的健康性、积极性和优越性。谁能把爱的姿态演绎得像明星们一样“像雾像雨又像风”?谁能对准渴望爱的心田,像明星们一样将大吨位的爱的能量倾盆灌注并且化雨滋润?是啊,只有明星。明星的每个动作伴着音乐的节奏都在合辙押韵地擂响心鼓,明星的每个眼神伴着明媚的表情都严丝合缝地与青春律动同频共振。而别人呢?做得到吗?别人,包括多数的老师和父母,得到那一句评语也算恰如其分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同时,青春期撞上了禁忌,给予他们告诫和训导最多的人,尽管充满爱心,但那是需要今后的生命来体会的。现实,眼前,当下,明星没有说这些,他们在用精湛的歌声和夸张的表演给予我精神食粮的时候,让我至少在此刻获得一种奔放的释怀的机会,那也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沐浴,一种忘记压力的解脱。听得懂吗?我向歌星大声呐喊“我爱你!”歌声的回答是:“我和你的爱,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光辉你我心底。”
  不要击碎水晶,尤其是不要用粗暴的亵渎。偶像有无法替代的功能,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和婴啼时的乳汁一样重要,和初上学堂时的课本一样重要。
  “×××算什么东西?你痴迷他,难道你能嫁给他吗?”
  “×××、×××之流也配得上学习、模仿?真是鬼迷心窍!”
  “你再迷恋那些破玩意儿(照片、CD等),我把它们全都烧掉!”
  这些不明智的语言和声调,击碎的,也包括家长的资格和权威。积极的、健康的、审美的、激情的精神营养,就在偶像功能和崇拜心态中。既然无法替代,就只能选择和引导。而选择和引导,必须倚仗这种资格和权威。
  偶像崇拜的“合理性”,是建立在青少年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上的合理性,并非具体的偶像群体本身的合理性,并非偶像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坚决而顽强地告诉人们:审美的、激情的、感性的、“年轻的”精神营养和营养方式,具有不可否认、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一些家长的、部分老师的焦虑式关爱,是真诚和深挚的,但是在演艺界明星们的“爱的方式”面前大大丧失了优势。因而,这就绝不仅仅是“方式”上的错位,而且也是心理错位,是将心理学抛掷脑后,自以为道德训诫和思想品德教育高于一切,自以为“我爱,故我对”。
  其实,这些家长或老师本身也值得同情,因为在他们处于青少年时,心理学因蒙受“唯心主义”的嫌疑而陷入冷宫,大概只有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由于其“主观反映客观”的唯物主义色彩而保有一席之地。这些家长和老师习惯于疾风暴雨、电闪雷鸣式“关爱”的本身,就是心理修养不到位的表现。况且,中国高度统一、威风凛凛的应试教育制度本身,就是行政人为色彩极其浓厚、忽视践踏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先进教育文明成果的做法。家长与老师承受的“关爱之痛”和青少年承受的“成长之痛”之间有着同病相怜的呼应关系。但是,毕竟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已经意识到心理修养的重要。可以不那么系统、不那么专业,但是至少应当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能用任何其他的认知系统完全取代心理学,至少应当从意识上,逐渐自觉地将心理学常识、基本原理纳入自己的视野,调整和矫正自己的心灵曲线。
  太多的事实证明,硬性限制青少年心理需要,不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心理动机;如果忽略了相邻的需要层次之间的相融与互动,不可能直接形成最高心理需求;价值取向在向心理需求与动力渗透的过程中,不可能直接担当心灵的统帅。心理过程的发展,强烈地表现为阶段性特征,忽视这种特征,其实就是忽视心灵本身,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忽视人性。
  向心理学的贴近与靠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人性的回归!
  不要轻易地断言自己成熟,不要轻易地相信自己人格完善与健康,反思和自我体验的课题,远远没有完成,不仅因为它是人生的永恒课题,而且因为中国历史与国情给我们留下过严重的缺失。我们,粗略地说是当今青少年的父辈、长辈这一代、两代人,需要心灵的补课,需要可能有着深刻痛苦体验的反思与升华。个性的、具体的心灵曲线,折射着民族的、共性的心灵呼唤。我们心路历程留下的缺憾和课题,绝不比自己的子女更少。也许,时代对我们的挑战总是严苛的,但是,无可回避。
                 
“偶像的黄昏”的启迪(1)
  尼采提出“偶像的黄昏”,但他一定无法预测到: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偶像的早晨”,目前还看不出太阳走出八九点钟的意思,偶像的霞光依然灿烂。
  自然的道德在一切虚假的道德说教当中得到拯救,而“上帝死了”的预警已经得到全面铺垫。——既然说到偶像,我们不必绕过尼采。
  尼采的话需要多读他的著作并且反复琢磨才能多明白一点,他说的偶像和追星族心目中的明星大腕、高山之巅、光辉旗帜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牵连。尼采拿来说事儿的是苏格拉底,是大哲学家学说的颓废和他的影响的衰败,准确地说,是他的学说所受到的推崇在如尼采般怀疑眼光面前的衰败。“几千年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是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险。”
  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将审视哲学家的眼光挪移到审视新的偶像。
  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偏颇的、生硬的类比。但是,只要我们紧紧盯住崇拜者在偶像作用之下的心态嬗变,就不难发现“不同”偶像之间在巨大的唐古拉山峰背后的握手,以及在现实的社会舞台上时常不约而同地联袂演出。
  虽然青春偶像要“简朴”得多,但毕竟“偶像”了,他们是怎样偶像起来的呢?追星族认真了解一下凡人的“偶像化”机制,是有所裨益的。
  下面的话绝不仅仅是说给追星族的,也绝不仅仅是说给青春期的。因为,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是生命的日历,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翻过。但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却一定会顽强延伸。“偶像的黄昏”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到来,反而,偶像可能比年轻人更加“如日中天”。
  这样好吗?那要看怎样理性审视和认识自己。
  明星一般要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气质,也要有相当达标的艺术风貌。记得20多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十分当红的歌星,由于电视普及率太低,所以大学生们是从收音机或电影插曲中领略她的歌声的,迷人的歌声也造就了当时的追星族。但是有一天她来到学校演出,歌声依然赢得热烈掌声,但追星族却大批“背叛”,因为她的形象实在有点“对不起观众”。他们说:“完了,我的偶像倒了,真叫人失望”;“听她一次歌,让我想好几天,见她一次面,让我后悔好几天”。后来这位歌星真的销声匿迹了。现在的明星,尤其是歌星,男的帅,女的靓,加上美容化妆健美服装等等,各领风骚。他们是艺术和审美的对象,也是艺术和审美的化身,是时代审美风尚和理念的一定流派或一个侧面的理想代表。说到艺术,他们是付出了艰辛的,每年的电视大赛,以及各种评奖、打分、排行榜等等,既是以轰动效应在推出新人,也是以苛刻的眼光在检验和淘汰。有的演艺明星,即使不那么帅呆酷毙,也一定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总之,明星,即使是“一夜成名”的明星,也一定有艺术支撑,即使是时尚艺术、大众艺术、流行艺术。他们或许成不了大师,但可以成为大腕;他们或许不能永恒流芳,但可以蜚声一时、一阵甚至一个时代。
  日常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要在电视上连续露面,也会在一方社会或一定阶段成为“名人”。媒体是很厉害的,包装炒作是造就偶像的绝对有效手段之一。媒体曝光的机会和频率,不光是对明星的“外在”的造就,也是“内在”的成全。一个经常出现于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演员、主持人等等,会在其曝光的过程中成长。杨澜进入中央电视台时比最后的竞争对手仅略胜一筹,但20年之后她们在特定的方面已经大大地失落可比性。当一个人具备一定条件可以借助媒体为自己插上翅膀的时候,他就一定可以在“偶像”们的天空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或长久或短暂地飞翔。而地面上,就一定会有一批人在仰望和追赶。西方一些在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等,都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仅仅是中性的、为人所用的手段,它负载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的统治、束缚或支配。海德格尔说,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于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可以用来审视人与媒体的关系,媒体操纵在人的手里,但是更多的人并不只是借助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人不仅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载体或工具”,而且还要受到它的支配、导向、主宰以及利用。
  青春期思维的探求力紧紧伴随着强烈的夸张和想象力,偶像们身上的光环,至少有一半是这种“思维眼光”本身的产物。将符合自己审美需要和释放情感需要的对象进行想象夸张,将偶像从身边的、日常的普通人中有力地“抽象”出来并且高举到遥远的空中,将偶像身上的一切本属于常人的征候进行“特殊处理”,使偶像的每一个动作或表情,甚至吃饭穿衣发烧感冒等等都有了非同寻常的神圣感,这些是青春期的可爱而独特的优势功能。青春期心理世界,本来就是大量存放并滋长彩霞、光环、梦幻、奇异憧憬中的海市蜃楼的阳光暖房。偶像不是用来驾驭和支配的,是用来依赖和寄托的,偶像身上有自己,寄托着、储藏着、渗透着自己难以实现,又难以放弃的梦。
                 
“偶像的黄昏”的启迪(2)
  “偶像化”过程借助崇拜者自身的心理过程,还应该看到一点,那就是崇拜者“主观条件”中冲破羁绊和训诫、禁忌的冲动。这种冲动的形成,在中国,和我们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置身于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是背负成长压力的中坚群体。到群星灿烂或一星独灿的歌舞聚会的现场看一看、感受一番吧!那种奔放,那种潇洒,那种动感,那种被明星一招一式激荡而起的激扬亢奋,是青春的狂欢节,是自由精神的盛宴,是劲风推掀情感巨浪的海啸。“要从音乐中获得力量,摇滚乐无疑是最有力量的音乐。对摇滚乐大量的聆听和模仿,对欧美国家孩子来说,已经像马尔库塞说的一样,成为了单纯的消费行为。但是对中国孩子来说,听摇滚乐几乎就是反抗的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追求其中的暴力模式,更重要的仍然是自由的愿望,任何一个有力量的摇滚乐队都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无论这渴望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对摇滚乐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从文化上独立开始》)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尼采:
  没有什么比从前那种但求“灵魂宁静”的愿望,那种基督徒式的愿望与我们更加格格不入的了;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良心安宁的肥腻福气更不叫我们眼红的了。谁放弃战斗,他就是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在许多场合,“灵魂的宁静”无疑只是一种误解——是不会诚实地给自己命名的别的东西。不绕弯子、不带偏见地说,有这样一些情形,譬如说,“灵魂宁静”可以是一种丰盈的动物性向道德(或宗教)领域的温柔发泄。也可以是疲惫的开始,是傍晚、形形色色的傍晚投下的第一道阴影。也可以是空气湿润、南风和煦的标记。也可以是不自觉地为消化良好而心怀感谢(有时美其名曰“博爱”)。也可以是病愈者的沉静,他重新品味万物,心怀期待……也可以是跟随在我们占支配地位的激情的一次强烈满足之后出现的状态,一次罕有的饱足的舒适感。也可以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嗜欲、我们的罪恶的衰老。也可以是懒惰在虚荣心引诱下披上道德的装饰。也可以是在一种模糊状态的长期紧张和折磨之后,出现的一种明确状态,哪怕是可怕的明确状态,也可以是行动、创造、劳作、意愿之成熟和熟练的表现,是平静的呼吸,是已经达到的“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或许它也只是一种“灵魂的宁静”……
  尼采其实是在“偶像的早晨”和“偶像的黄昏”之间徘徊。他对“灵魂的宁静”的评价并不高。
  只能如此。
  因为青春偶像中,不能排除的是“生命的要求”,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自然主义的道德”。
  ——我制定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藉此来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而且,它们声称“上帝洞察人心”,它们否定生命的最深最高的欲望,把上帝当做生命的敌人……给上帝逗乐的圣人是地道的阉人……“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
  当泰戈尔在诗中写道:“神呀,我的那些愿望真是愚蠢呀,它们杂在你的歌声中喧叫着呢。”那时反自然的。偶像中的反自然因素当然不是道德,喧叫中夹杂着崇拜者的愚蠢。那些年轻的深夜守候者,将自己的偶像当成比上帝更加“洞察人心”的上帝,此时的偶像已经堕落成生命的敌人。这个敌人,会拒绝一切身边的亲情,在拒绝一切取代偶像的心态卫士的簇拥下,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对一切人的取代。无论谁取代了谁,都是对生命中自然需要的剥夺。当母亲做手术躺在病榻,无动于衷的儿女没有任何探望和关心,而是在为歌星的感冒而伤心痛哭,这时的偶像已经是一个垄断情感的君主,他统治下的王国,生命的绿洲被粗暴地践踏。而关心偶像的生活起居和琐碎的生活习惯,在里必多作用下的种种私下联想和亲吻拥抱,也和弱智没有多远的距离。
  “我——爱——你!”这嘶哑的呼喊最好不要过于发自内心,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声声高呼,看成口号般的关于热爱、倾慕、崇拜的一种青春式表达,但这仅仅是被最宽泛的理解所容纳的“青春式”中的一种。此刻,无论对方作为“白马王子”还是自己作为“白雪公主”都只是一种“青春式”爱情练习彩排中的暂时的角色扮演,如此而已。三个字的美妙组合最好还是留给以后的某一次特定,化作一种并不那么嘶哑但却充分体现一个自尊的生命主体资格的深情呢喃,而那时你也许面对一个自己所需要的“上帝”,但你是皇后,那时的生命属地,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制。
  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也许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在那些封杀或试图以其他的事物(比如道德形象)来取代青春偶像的做法当中,包含了一种将只要是受了生命本能支配的冲动,就一定是邪恶或一定有害的非自然的道德。将本能和欲望看做与生命无关的“外来”的影响,或西方,或市场,或金钱,似乎一切“青春偶像”的产生和矗立,都不过是金钱驱使之下而布满陷阱的骗局。把青春期堵回小房间,拦回课堂,拽回教科书和作业本,塞回一切“没有精神污染”的“环境美”的天地中。这是又一种暴君行动。
                 
别动!还原!激情的性爱奶酪(1)
  不小心落入“女性独身一族”,每个人都有自己偶然的原因,但是环顾社会却可以概括出几项共性,也就是导致大龄独身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的透视,既有利于充分认识单身生活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有助于女性对自己生活轨迹的把握和调整。
  1.“高标准”错过机遇
  江雯可以说是当今追星族的老大姐,38岁的江雯至今没有“赶走”20年前闯入芳心的偶像,像一尊不怕风吹雨打的雕塑一般屹立在内心世界。
  “其实,我早就知道不可能,一直也没有拿他当做自己的老公来想象。”说起偶像与择偶的关系,江雯是理智的。但是她承认,那尊雕塑却潜移默化地为自己构筑了一道“防线”——在自己的择偶标准上不断地发挥着“标尺”的作用。
  “我知道那只不过是连单相思都算不上的一种少女时期的偶像崇拜,虽然他不是明星,不是成功者,也不是大众情人式的帅哥,只不过是我暗恋的才华横溢的老师,但是我也知道他建立了家庭,有自己很不错的妻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嫁给他。他很遥远,成了一个抽象的彼岸。”
  ——这番话,没有表明江雯的清醒,恰恰表明了她的自误。因为,偶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她对现实中周围男性的要求。如果那位老师真的和她有过一段彼此“亲密接触”的恋情然后分手,留下的也许只是美好的回忆。但是,“距离就是美”发挥了作用,她心目中打造的不是具体的、仅对一个人发挥作用的怀旧对象,却是无形的、对周围更多男人发挥作用的标准。而那个标准,却包含着心理想象中的夸张因素,少女眼睛中那特有的“美化功能”、特定环境氛围所发挥的“包装”功能,都使标准像难以逾越的标杆一样,使以后出现的男性成了注定无法成为“跳高冠军”的“失败者”。
  江雯绝不是个别的,如果充分交流,她一定会在同性中找到许多“知音”。在择偶上“高标准、严要求”是许多女性的心态,本来纯属正常。但是,一旦这种“标准”不是用于具体衡量男性,而是导致内向地自我封闭,就会成为一种“模具”,用这种模具去框、去套、去改造、去打磨自己的另一半,那就或者成为一种严厉的“淘汰机制”,或者成为一种“驱散机制”。
  反过来,这种“高标准”在男人那里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赵某某提起自己当年将老婆追到手,不无得意地说:“要不是我看透了她,也确实看上她,早就吓跑几个来回了!”原来,赵某某个头偏矮,当年谈对象都是因为这一条吹了好几个。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让他琢磨出一点道理,决心冲破女人的“防线”。最后认识的女友上下班距离不远却要倒三次公共汽车,当他靠一台破自行车接送女友上班下班足足一年半以后,终于打动芳心。“后来你猜怎么着?老婆说了,早知道你这么优秀,我早嫁给你了!嘿,你说说,我的优秀品质愣是结婚以后逐步发光的,结婚以前我哪有机会呀?我就那么接她送她,她同意的时候还说‘便宜你了’,整个一个下嫁的感觉。”
  再看一个男人的例子:乔伟利说,他和老婆结婚之前,自己一直像是个“劳改犯”,结婚以后老婆多次表示:早知道你这样,我才不嫁给你呢!乔伟利认为,如果不是处处观察恋人的一举一动,处处小心谨慎地进行“伪装”,早让女友炒了!
  赵和乔两位男性的“反馈信息”都说明了“达标”的难度,虽然他们最终都是“达标”的成功者,但是也有许多男性,甚至优秀的男性不会、不懂、不屑、来不及、没功夫实施“达标工程”。
  2.惧怕婚姻的躲避心理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本来一句文学色彩很浓的、含有夸张手法的语言,被许多女性误以为“科学真理”,惧怕婚姻的潜意识淹没了渴望爱情的绿洲。虚构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的和身边发生的婚姻悲剧相互作用,印证着“真理”的普遍性。捆绑夫妻、家庭暴力、离异痛苦、矛盾纠葛……好像就在自己的前面,是陷阱,是深渊,短暂的幸福将要付出一生悲惨的代价,甜言蜜语背后是青春年华的逝水东流……
  这不是偶然的、极端的想法,不是个别女性因懦弱而独享的专利,其实在相当多的女性心理上都有这样阳光不透的阴云。“我怕极了黑夜,怕极了孤独。我很想有个人在旁边给我安慰,给我排遣寂寞,让我孤寂的灵魂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家……‘婚外恋’‘包二奶’公然在一幕幕上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其中寻求到了欢乐。这种糜烂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地影响了一些人和事。爱情不再神圣,不再让人那么向往了。看着身边的朋友为了爱情或喜或悲,看着有的朋友像走马灯似的换着新的男(女)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感觉很刺激呢?!……爱情其实是很圣洁的,现在变的浑浊不堪,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许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许我已经很落后了。我真的有点惧怕爱情,惧怕婚姻。”——这是一位女性在网络上吐露的心声。
  “我总是认为一辈子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是极端恐怖的事情,因为人在每个阶段合适的人会不同。这个时刻我可能和他合拍,但是十年后呢?如果不和拍,我还要忍受和他在一起吗?如果结婚的话,等于是枷锁,不结婚,拥有现在,不去想以后,抓住现在的快乐不好吗?非要把自己钉死。我曾经想过,自己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生活,我会去不同的城市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如果结婚了,我怎么去旅行呢?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彼此可是对方的行李,那就可以结伴同行,如果某一天没感觉了,分开也是好朋友,离婚麻烦。”——这又是一位女青年在心理咨询时的内心表白。
                 
别动!还原!激情的性爱奶酪(2)
  对社会的、对男人的、对婚姻的惧怕中,包含着失去信任、失去安全感的恐惧;包含着对付出和责任的过分自珍;也包含着对代价与风险的非理性预感。这并不奇怪,信任危机不仅仅在“公域”空间撕裂着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在“私域”空间拆毁着姻缘亲情的心态土壤。
  婚姻,在女性畏惧心理的镜片之后,法律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可或“固化”功能被扭曲成一种“捆绑功能”,而男人或丈夫被织进了可怕的绳索。婚姻不再是两心相伴的美好旅行,而是可怕的带着枷板的痛苦发配。当女性因惧怕而躲闪着,让出与婚姻之间的距离时,情人或同居关系便像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一样乘虚而入,这位公子没有举着“今后”,而是带着“现在拥有”的多情诱惑;没有握着法律,而是手捧“给你自由”的迷人花束;没有牵着离婚的麻烦,而是向你弯腰鞠躬时送一句“随时可以分手”的宽心慰藉。是啊,拥有了,却没有失去什么;眩晕了,却没有陷入什么;得到了,却没有承诺什么,尽情了,却用不着顾及什么。还用多想吗?投入他的怀抱就是了——这种现实生活抛出的媚眼,足以击退对婚姻理性审视的目光。
  其实,当一个女人放弃理性的时候,她的情感世界像一个游弋于荒郊野岭的孤零零的女鬼。你“拥有”了吗?
  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相互对应的。当你享受权利而没有承担义务的时候,权利早已丧失了必要的支撑,翩翩公子没有给你添“麻烦”,但也没有义务对你相濡以沫,没有必要在你困惑、疾患、痛苦、挫折的时候与你风雨同舟。肌肤之亲甚至甜蜜的旅行,无法取代心灵震撼和撞击,就连婚姻中两口子吵架激出的泪水也有一种你永远无法企及的刻骨铭心的幸福。夫妻之间那相互走进心灵、融入血液的恨爱交加、披肝沥胆;那每添置一件新衣、添置一件家具时因共同创造、共同承担而带来的真实分享;那姻缘和血缘相互交融而绽放的生命之花;那迎接婴儿、哺育新生命时共同栽培的挚爱亲情;那夕阳之下斑白华发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依为命;那病榻之前赛过一切良药的轻轻呼唤,甚至灵柩之前撕肝裂胆、穿透一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长啸痛哭……你“拥有”了吗?你“拥有”什么了?
  3.面对男性世界的潜在自卑
  然而,社会从来不可能提供永恒的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在变革社会的气象万千中,躲避和惧怕毕竟与某种程度的自卑相关联。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眼望去,清高骄傲的女人很多,深入了解,自卑的女人更多”。——不能说没有道理。
  女性的“自傲”与自卑之间十分容易转换。自傲也许更多是对自己“条件”优势的审视,是对自己魅力和性感的自信,但是面对婚姻的女性自卑,是对自己责任能力的心虚,是对婚姻生活中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缺乏思想准备,是“女性是弱者”信条在潜意识中的隐含强化。甚至,有许多女性自傲外表下面,掩藏着自卑,自傲本身就是披在自卑的躯体上一件洁白的白大褂儿。于是,婚姻似乎就成为一架让自己失去任何主动权,听任命运摆布的“被动装置”;婚姻似乎就是一台打碎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搅拌机”,一旦搅拌进去就消失了自己。
  4.虚荣的受害者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错失者,是在为自己的虚荣人格付出代价。关于虚荣,本书另有章节评述。这里想指出虚荣是一些女性为婚姻自造的门槛。
  那个我呆了三年的南方城市里,我碰到了剑,他对我的意义如同上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那么迷恋,那么纵容,又那么无私,他在我面前表现了所有美好的品质,但得到的只是伤害。这个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
  起初我们是同事,也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聊聊天。那段日子刚离开谢欣,我夜不成寐,无心工作,终于面临辞职,需要搬出公司宿舍。剑很绅士,帮我找到一个不错的房子,看我经济困难,代我付了房租,又陪我找工作。我看他是好人家的男孩,就老是讲流产啊,交坏男朋友的事想吓退他,他只是代我伤心,反而更认真地照顾我。我知道他喜欢我,但他并不能吸引我。我真的很坏,以寂寞为借口从不拒绝他的帮助。他无私地奉献着,我呢,心情好就找他聊聊,心情不好就翻脸不认人。
  我们之间非常纯洁,甚至在他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我们是情侣时,我们连手都没有拉过。在那个城市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剑的房间过的,他也不是本地人。我们买了小食品庆祝,还喝了酒,叮叮当当地碰杯。过了午夜,剑说,在这里睡吧,太晚了。我答应了,如果说我当时压根儿就不在乎发生什么,还不如说相信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剑是个真正的绅士。我睡在他的床上,他睡在沙发上,一夜无梦,我睡得很甜。天透亮的时候我的被子掉到地上,我知道可是懒得起来捡,朦朦胧胧中觉得剑为我盖好被子,还听他嘟囔了一句“这睡相可不好”之类,就又睡着了,一直到天大亮,一睁眼,剑已经买来了早点。
  剑待我胜过我的父兄,他给病中的我喂饭,我走累了肯背我,我出差的时候遥控另一个城市的朋友照顾我,甚至赶千里去看我,在一切时候回应我的需求,我生活困难就拿出大把的钱,尽管他也没多少钱。一直4年啊,不管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城市里,他从没放弃过我。他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别动!还原!激情的性爱奶酪(3)
  我不能解释自己怎么就不能喜欢他,他学历高,工作好,长得也不错,关键是他的诚心足以让铁树开花,可是碰上了我的硬心肠。他本来就有诗人的气质,我们认识得越久他就越忧郁。那段时间他的事业几番起伏,没有太多起色,虽然他从没怪过我,但我难辞其咎。
  我根本不值得他这么珍惜,我接受他所有的付出,从没有过丁点儿回报。在我和他的关系上,我相信他经受剧痛,而我呢,因为自私、虚荣还有其他的恶劣品质,眼睁睁地看他受折磨,不肯提出决裂。
  我们认识的第4年,他试图拉我的手,我一把甩开了,然后说:“你让我失望!”这是一句未经大脑的话,我根本没资格说这话,但这话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把他当做什么,当做是从不索取的神了,这对他太不公平了。4年间,我和比他差得太远的恶劣男人上床,我挥霍他勤苦赚来的钱,稍不如意就开口抱怨,一有委屈烦恼就找他倾诉,他要我陪他说会儿话我会嫌烦,我真的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吗?他多少次暗示父母催他早点结婚,我只是置之惘然。
  我不再和剑见面了,我最后留给他的伤害是责骂,责骂他事业没有起色,责骂他情感不自立,不知道他能不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他真的曾经是上天赐予我的神,是我暗淡生命中璀璨的人性光芒,但我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给他造成的伤害。这一生我无法偿还这份情感债,更没有理由用任何一个字为自己辩解,只希望负人之后的灵魂愧疚感是一种惩罚,能带给剑少许安慰,并祈祷他能早日找到幸福的归宿。也许我们有再见面的机会,我能当面表达我的谢意。
  今年是我的而立之年,比起18岁,比起23岁,这是个让人心安的年龄。我一直抱怨家庭带来的不愉快,其实也不能忽略我从中潜移默化得到的收获,父母认真工作的身影已为今天的我所有,工作成为我生命的重中之重,工作场所才是今生搏杀的战场。无论世人如何评说,我都为此感到骄傲。目前我的工作已走上正轨,我毫不怀疑会迎接到丰硕成果的那一天。
  左右权衡,做单身女人是我最适合的生活方式……美好的情感是我的人生之侣,它们都不必受婚姻和孩子的维系。(引自新浪读书)
  无论文章作者怎样“平心静气”地选择独身,她的忏悔中隐含着品尝代价的无奈。她意识到对剑的拒绝中含有虚荣,尽管她没有从“我最后留给他的伤害是责骂,责骂他事业没有起色,责骂他情感不自立,不知道他能不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中表述自己心态中虚荣的成分。
  男人的身高、男人的容貌、男人的事业、男人的金钱、男人的地位、男人对自己的殷勤或服从、男人对自己“形象”需求满足程度……当这些纳入女人的要求时,有几分是出于情感的需要、甚至欲望的需要?有几分是旁顾着别人的眼光、女友的评价?又有几分是关照着自己的“形象工程”?“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我在采访中遇到一位虚荣人格倾向十分明显的女士,她的话我压根儿不相信。虚荣,已经折射在、内化在“自己的感觉”中,她的“感觉机制”中已经深深地埋藏了使自己难以自知的虚荣。这是一位身材高挑、气质不凡的女性,离异之后长期独身。只是在偏离虚荣的话题,涉及离异原因时偶尔露出“他真的让我没脸见人”“我的老公不能比别人差太远吧”。她透露了老公对自己很好,工作也踏实,但周围的太太们多数都开上“别克”“本田”之类时,老公却费尽力气仅仅实现了一辆“夏利”。
  5.“理想彼岸”的守望者
  如果说多数独身女人是由于种种原因错过,或至今也在等待或寻找,那么有少部分(但数量在增加)女人是“自觉地”选择独身。她们是对于婚姻生活与独身生活进行过“比较研究”的、有一定“自我选择”意识的女性,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切身体验或恋爱经历,不是“生活教会了我”,而是经过审视或思考而“学会了生活”的、颇具时代色彩的一族。她们对社会上信任流失感触更深切,对男性的弱点看得更清楚,对自己需要什么想得更明白,而自己的独立性更强,更多地具备了“不需要”、不依赖男人的独立的能力和资格。对于她们来说,大概可以称得上“独身主义”的信奉者。
  就像一位供职于外企的白领女郎所说的:“靠不上男人,靠自己吧,可是越独立,你就越发现男人不能容忍你。女人怎么会不期待有人爱呢,可是你看得越清楚,你就越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不能嫁。”当“不能嫁”的男人从反面引证着自己“只能嫁给”的某种男人“模式”的时候,符合模式的男人早已所剩无几。据说社会学家测算过,一个30岁的女研究生,如果按传统标准择偶,她的选择面只有0.2%——当然,所谓传统标准,无非是年龄要比自己大、学历要比自己高、收入要比自己多,也许还有不是二婚、身高不低于自己。而传统标准基本上都属于“外在”标准,女研究生自然会注重“内在”标准,那就会包括情感丰富、理解力强、关心体贴、事业有成,如果再加上“特定”标准,就会包括性格与自己合得来,爱好不能太单调、情趣不能太俗气、有责任心、举止文明最好潇洒、有思想内涵、谈吐有内容……不知不觉地,已经差不多接近完人了。社会学家对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三高”大龄女给出这样的忠告:对男方外表多些宽容,求爱方式上多点主动,择偶条件上多点灵活。并且煞费苦心地做出测算:按“三不计较”(年龄大小不计较,学历高低不计较,婚丧离异不计较)择偶,选择面能有20%。
                 
别动!还原!激情的性爱奶酪(4)
  理想的“模式”不仅是指对方的“条件”,而且是指对方求爱的方式,一位名叫王行娟的女士谈到相识俱乐部“有花无果”和“雷声不小,雨点太少”的现象时,认为现代男人过于急功近利,“来周末俱乐部的人目的性都很强,恨不得抓一个马上就结婚,可是往往有些人都7年会员了,还什么都没找到。为什么?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另一位女士说:“现在的男人好现实,约会一两次就想跟你发展成为恋人,而我却认为,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能彼此分享大家喜欢的东西,是需要时间慢慢了解的,但他们大部分都没想过在这方面花时间。”
  也许男人的确急功近利,而如果让男人说,就会听到相反的感受:“生活节奏这么快,竞争压力这么大,哪有功夫卿卿我我。女人的心思不好猜,可实在又没功夫去猜,都是大龄,也得考虑时不我待,考虑机会成本吧?”也有男人说:“我知道沟通重要啊,可是恋爱就不是沟通吗?拍拖不就是沟通吗?再说你沟通得再好,结了婚完全不一样,结婚前的沟通有必要打持久战吗?结婚以后难道就不沟通了?结婚前想沟通百分百,结婚后放心大胆往前走的婚姻其实才最不可靠,自以为聪明的女人可真傻!”
  知识丰富、头脑清醒的女人,尤其不容易靠一见钟情便碰撞出火花,即使有了火花,也很难在湿淋淋的柴堆上燃起火焰,而对方的缺陷更难逃过她们的眼睛,时间短了,温度不够,时间长了,准有令芳心失望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很多单身女性都抱着“宁可让父母担心一阵子,也别让自己担心一辈子”的想法,而且越来越形成“既然已经挑了这么久,反正也耽误了,所以才要好好挑”的心态。在这种“宁缺毋滥”的冷静之中不断滋生着苛刻、挑剔和消极,陷入越来越难以自拔的怪圈。
  以上还不算“独身主义”的最高水平,更有甚者,是内心竖立起界碑一般的明确的独立意识,早已发表了论著一般的“独立宣言”。比如这样一份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白:
  “婚姻,仅仅是躯体的窠臼吗?那也是我整个灵魂、整个精神世界的港湾。我反正已经在生命的漂泊中感到疲累,不能再让不速之客登录满是创伤的心灵的客船,不能维系在一根破损欲裂的缆绳。我的躯体可以经受日晒雨淋,但我的情感不能栖息在破漏的屋檐。我不能,不能用无价的自由,换取残缺的爱情,不能让洁白的情愫出于污泥后再沐荒谬的红尘……我选择独身,我就还是原来的我,完整的我,自由的我,高贵的我。如果我问任何一束伸到面前的鲜花,你的背后、你的秋季和冬季,永远是芬芳和艳丽吗?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枚花瓣可以做出承诺的回答……”
  这样的宣言,足以让俗骨凡胎的男人望而却步,足以让最怜香惜玉的男人也自惭形秽。
  有人说自觉选择单身的女人是“精神上首先富起来的第二性贵族”,有人说独身主义是一种“高级灰色”,是卓尔不群的理想主义者。有学者认为,信奉独身主义者是经济学中“交换理论”的实践者,比如有人说:“婚姻是一种选择,同时又是一种放弃。即放弃固有、个性甚至是自由。许多人对主动选择单身生活的人们抱有好奇,猜想他们是在算一笔婚姻的经济账后才做决定的。因为经济社会使一切都物化、量化,一些精明的人觉得结婚不划算,所以保持单身状态。”——这段话的作者并不是独身主义的赞赏者,但的确道出了一种心态和世态中的现象。
  可是,对于大龄女,尤其是对于高学历、高知大龄女,已经很难仅仅靠“怀春”的“激情燃烧”,靠一见钟情式的“火花碰撞”,靠“被爱情撞了一下腰”的“一触即发”。也许,她们并没有因为告别了“妙龄女郎”而芳容退减,但的确在“成熟的魅力”中,被理性和阅历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燃点”。
  瓦西列夫在名著《情爱论》中说:“爱情作为必然范围内的自由意志的表现,是情感的高度、大胆倾泻。”哥德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圣至神。”毛姆说:“爱情是一片大海,不管她能否游过去,反正,她勇敢地跳进了这片大海。”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爱情始终和童年的情形相仿:轻率、冒失、放荡;逞着性子哭哭笑笑。”卢梭说:“只有情感才是真实的,是情感在促使我们去追求使我们产生爱情的真正的美。”
  坦诚地说一句:性爱需要激情,当“高级灰色”自以为“成熟”的时候,很可能被一种乌托邦心态偷偷挪动了点燃激情的奶酪。那带有必然性的自由意志、大胆而率真的真性情,还是不要丢失了好。
                 
依赖与驾驭:悖论漩涡(1)
  有人说: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
  有人说:男人是山,女人是水。
  有人说:男性是北方,女性是南方。
  有人说:男性是女性的天,女性是男性的地。
  有人说:男性之美在于力,女性之力在于美。
  所有这些比喻,无论是否有道理,总是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人们心理的文化因素。
  在女性解放的追求中,有人以此为出发点,为捍卫这些观念而斗争;也有人以此为障碍,为冲破这些观念而追求。
  女人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心理修养的依据和目标并不容易。如果说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不同的人,那么把女性气质做出不同的划分似乎是有必要的。有人做了横向比较,总结说日本女人“柔”,英国女人“雅”,俄国女人“健”,法国女人“俏”,美国女人“狂”,德国女人“稳”,韩国女人“贤”,中国女人“素”。
  有人说男人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女人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种种变化如果一时把握不准,那就看看女人。生活水平如何,行为方式如何,精神面貌如何,思想观念如何,不会观察女人也就失去了观察社会的敏感。就连房地产、汽车工业的发展状况也能从女人那里摸准脉搏。商品房的户型、私人轿车的外观、家用电器的功能,无不受到女人的导向,而化妆品、服装、饮食、营养保健、休闲娱乐……那就更不用说。男人主导生产,女人主导消费,男人影响存款,女人影响支出,男人在竞争中奋斗和创造,女人激发男人创造的欲望和灵感。总而言之,社会分工无法取代阴阳裂变,阴阳互动永远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性别吸引是重要的动力资源。发动机靠汽油注入动力,汽油靠女人的欲望和需求点燃。
  改革开放使中国女人的“素”有了变化,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化,依赖型向支配型转化,而温柔贤淑、顺从、男主外、女主内,以及种种三从四德、女儿经等等训诫的影响在很大意义上被冲破。但是,改变“素”的总体形象,恐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东方女性——中国女性的总体形象,既是由传统文化的影响所塑造的,也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程度及人们的观念、意识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分工、社会角色、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的制约都没有变化到足以改变中国女性的总体形象。
  如果单纯从女性解放的理想化、抽象化的意义上来考察面对男性的女性心理问题,肯定是空洞而褊狭的。中国女性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不应当忘记自己所置身其间的总体的框架,而应当在东方社会和历史时代的角度上把握自己,这是一个总的前提。这样说,并不是一种保守,而是从对女性负责,对男女互动意义上所形成的特定关系负责,对女性修养、对女性在婚姻爱情中的幸福和谐负责。
  张律师同时接到两个同窗的委托,那是一对夫妻。丈夫M和妻子H当初都是班里的佼佼者,她们的结合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张律师在接到委托时却陷入尴尬,二人为了离婚都要张律师代理,并且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为自己找回公平。张律师不仅为难,首先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对夫妻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很好,而且都是事业上的强者,都是有知识的人,有什么解不开的扣呢?
  丈夫M做了如下的诉说:“和H生活在一起,真是有苦难言。她事业心很强,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埋头苦干,争强好胜,在家里养成了咄咄逼人、发号施令的习惯。她必须是家里的主角,我必须是配角。可我这个配角又必须是‘主动’的配角,家里的一切内政外交必须由我考虑周到,可她又不是个甩手掌柜,我在家里辛辛苦苦做的一切她都不满意。我一个男子汉,不仅在家里没有地位,在朋友那里也没有面子。这种日子多少年了,她无法改变,我也没有盼头,一切都该结束了。”而妻子的诉说也颇有道理:“M是个自以为是的丈夫,家里的一切他都要督促检查,不是东西放得不是地方,就是房间布置得不合理,或者是厨房卫生不到位,评头品足,啰哩啰唆。我在外面忙,多么想回到家里有一个可以依赖、可以交流的老公,可他这也不满意,那也不顺心。无论我在外面有什么喜悦或痛苦,他一概不关心,只有无休止的埋怨。其实他的审美观不怎么样,他对生活的理解也太粗浅,我不需要这样的男人。”张律师又向周围的人了解情况,同事反映:“M算个好丈夫了,H要是离开了这样的丈夫,她怎么能干好事业?”但有的人却说:“H心里其实很痛苦,虽然她事业上要强,也有成就,可是常看到她眼睛红红的。我私下里和她深刻交谈,她会如泣如诉地抱怨自己的老公。别人看上去挺不错的一对,其实日子没过好。”
  张律师感到“清官难断家务事”,他经过一番认真分析,认为H和M大概是一种夫妻“错位”的冲突,男人想成为主人,可实际上成了“主妇”;女人既想依赖男人,又要在实际上驾驭男人。
  张律师遇到的“纠纷”也许独特,但其中的“矛盾模式”却并不罕见。其中,女方依赖感和支配欲之间的矛盾心理,有一定普遍性,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其一,要情感寄托,不要人格依赖。
  古人云:“阳根于阴,阴本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古人另有所云:“概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亦。”“一阴一阳之为道”。中国阴阳之道博大精深,非一日之功可以深悟。但接受其一点启发很有必要。男女结合的家庭生活,男女应互为根基、互为靠山。男人撑起一片天,女人装点风光秀色,关键在于彼此情感上的依托而不是依赖。各个家庭具体的分工格局当然各有千秋,但套用一句组织的话来说:分工还要合作。因为,分工格局的僵化,就容易造成依赖感的形成,容易造成某一方离开另一方就“没法活”。任何一方的“职责”都不是固化的,另一方不是没有份;任何一方在家里都是“主人”,没有一方是“奴仆”。尤其对于女人来说,在家庭中或在某一方面依赖性过强,迟早会影响双方的感情。任何一方面形成分工固化或“责任依赖”,都会逐渐造成人格依赖。当女人过多依赖老公的时候,老公反而容易靠不住。自己找不到自己,对方也迟早会忽略了你。只有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老公才必然在较大程度上以老婆为依托,家庭的安定团结才有了稳定基础。
                 
依赖与驾驭:悖论漩涡(2)
  其二,是影响而不是改造。
  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许多改变,所以社会学家创造出“社会化”这个概念。既然是“社会化”,做妻子的就别总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对老公进行“思想改造”。其实,妻子的价值观未必都对,可是太多的妻子总是认为自己的对,老公的不对。真理到底掌握在谁手里?许多妻子都固执地、坚决地认为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即使老公一方的确有明显的缺点错误,那也要靠“影响”,而不是靠“改造”。当然,总体上说,影响也是改造,但最好还是讲“影响”而不要讲“改造”,这两个词的词义毕竟有区别。太多的妻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管教”的角色,而老公当然就是那个“对象”。有人说过“女人的力量在于以柔克刚”,有道理。如果老公的确是个有重要缺点错误的“落后分子”,妻子也应当善于在他总体社会化过程中作为一种影响因素。如果老公只是有一般性缺点错误,那妻子最好在生活的教科书中作生动的词汇或标点符号。就算劳教所里面,也是十分讲究“感化”的,女人对男人的影响,最有效的方式是感化的方式,而绝不是警察、督察、纪检或任何上级领导。如果妻子非要承担丈夫改造工程的总监,那么向老公举起改造的塑刀的时候,不仅难以完成艰难的“造型”,而且迟早割断情感的纽带。男女结合的时候,已经意味着独立人格的双向认可,女性非要把改造工程提到日程上,固执地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实际上首先在改造一个前提:人无完人。女人自己也绝不可能是完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成为完人或成为另一个人呢?女人想完成改造老公的伟大工程的愿望,是典型的拿着愚蠢当聪明。
  其三,要平等交流,不要居高临下。
  妻子教育丈夫最常用、最普遍的做法是“四不原则”——诲人不倦、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坚持不懈。这也没什么,因为的确有不少男士在妻子的多年培养下成长为“有涵养,有耐力,有韧性,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仔细分析,许多聪明的妻子们在坚持“四不原则”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附带措施,比如在批评对方的同时也能够作自我批评;在当着外人情况下不轻易批评老公;虽然经常批评教育但也在生活上关心体贴,用温柔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总之,绝不将老公的自尊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玉脚。所以,对众多的聪明的妻子来说,她们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总体上平等的格局。
  问题是,有一些比较愚蠢的女人,尽管不一定“四不”,尽管经常循循善诱、谆谆而谈,但她们从内心认为自己是老公的老师,至少是教化者。她们天才地认为如果不教育,他就不能提高;如果不是由自己进行教育,他就会变坏;如果不以老师、高明者的身份和姿态进行教育,他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不明事理,甚至会堕落。所以,一些男人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感到一种做学生的压抑,一种受教育的痛苦。更让男人难堪的是,妻子可能会与领导、同事、朋友进行沟通,以形成教育老公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外人在场,妻子绝不放过机会,不失时机地向人家列举老公的不良表现,以求得大家共同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再就是通过“学生家长”——自己的公公婆婆来实施教育配合。
  这里有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我的一位同学,因为在家里发牢骚,老婆不放心,怕他“犯错误”、“走上邪路”,便到他的同事中进行一些调查,掌握了一些“错误事实”之后,认真严肃地向老公训话。结果是,我的这位老同学第一次忍无可忍地给了老婆一巴掌。——打人不对,可这一巴掌难道不也宣告他那老婆为人之妻的彻底失败?
  另一件事,是一位女人找我进行咨询,说她的老公已经半个月不回家了。问她原因,原来是她得知自己的老公和单位领导关系有点紧张,便自作主张,买了许多礼物去拜访老公的那位领导,说了许多好话。就算是一番苦心吧。可是她老公知道后,气得直哆嗦,二话不说甩门出去了,半个月不回家,连电话都不愿打。
  的确有这样的女人,她们潜意识中觉得老公的尊严是自己的“天敌”,千方百计地去扼杀老公的个性、去刺伤老公的自尊、去削平老公的棱角、去压抑老公思想上的任何“异端”,否则就觉得老公早晚要出事。在她们眼里,老公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自己是个世故练达的“家长”。这样的女人往往在别人眼里显得聪明能干,但实际上,她们比那些看上去“傻乎乎”的女人愚蠢得多。
  其四,协调而不要支配。
  现代社会,更多的家庭中存在的夫妻关系不协调,问题主要在男方,逆来顺受、夫唱妇随基本上是“主旋律”,批判“大丈夫主义”依然比批判“小老公主义”更加迫切和重要。但这并不影响一部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充当家庭里的“武则天”。
  人们往往把追求平等、民主、自由、公正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来加以考察,但这远远不够。其实,这些社会价值在心理需求上具有重要意义,就是说,如果不是心理感受上的问题,如果不是在各个心理需求层次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价值追求”的话,对于这些价值的社会追求一定会淡化许多。心理上的压抑和扭曲,不断强化着心理需求,所以对于平等、民主、自由、公正的追求才顽强地写在人们社会制度完善和体制改革的旗帜上。
                 
依赖与驾驭:悖论漩涡(3)
  家庭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是夫妻之间的双向体验,都是夫妻之间在心理需求和心理调整方面的双向、细微、敏感的交流与碰撞。双方的心理顺畅与和谐,是家庭幸福、夫妻美满的重要保障,任何扭曲和压抑都会埋下危机的伏笔。
  记得前些年,有一篇题目叫做《女人——不是男人永久的困惑》的文章,里面以男人的口吻表述了无奈的感慨:“女人哟!你应该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工具型的人。对话交流,互惠互补,是现代男女沟通心灵的桥梁,是把两个人的信息编织成同一种语言、同一种程序编码。你同我站在同一台阶上才能看得见共同的景观。你要有我所没有的阅历、情感,我才能从你身上汲取营养。你要发挥你独特的优势,我才能受到你的关照,你要有压倒男人的女性意识,我们才能进行平等的交流和辩论。女人哟!你可是与我对峙的另一岸,是的,你是对峙的另一岸。正因为这样,我离开了你。因为长久的对峙使我心神疲劳、兴致索然。保留你的自我、保留你的支配欲、保留你的追求,保留你的辩论的才华吧!保留你的对峙权力吧!我累了,我要离开你。”
  真想大声对那些先牛起来的一部分女人说:你错了!追求解放不是追求“翻身”,追求平等不是追求“翻身奴隶把家当”,不是“女尊男卑”,不是“妇唱夫随”。不是非得把斗争观点引进家庭,非得实行“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不是推翻大男子主义就一定要实行大女子主义!平等!平等行不行?
  越来越多的女人成为“领导式”和“老板式”的老婆,男人提起来就说“我们家的领导”“我们家的老板”如何如何,建立协调的、平等的伴侣关系不知为什么就那么难。对于一些女人来说,如果不把自己的老公置于自己的“统治”“管辖”之下,似乎这个家庭就不是自己的。因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通过一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措施来提醒对方:你得听我的!对于她们来说,家庭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必须有一个人来行使主权,并且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她们心中时刻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始终认为在“国际社会”——男权的社会里,自己这个主权国家里的男人随时都有推翻自己、掌握支配权的危险,因而必须牢牢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使老公已经多年没有乱说乱动,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必须防止“和平演变”,因为“国际社会”随时都有“敌对势力”用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来使自己的家庭“改变颜色”。处于这样的紧张之中,当然也就只能处于长期的“对峙”当中。福柯所说的追求权力——权势,韩非所说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真是深邃而富有预见。
  不要以为笔者在这里进行一场牵强附会的类比游戏,中国,一部分女人的确是将阶级斗争观念引进家庭的高手。而长期以来,“四大绳索”的教导,也正是将历史上男女之间的紧张纳入阶级斗争框架的一种思维指南,而“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意识深入人心。那些具有“受压迫意识”的女人一旦权力到手,自然而然地在内心深处、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维护来之不易的权力”的紧张。夫妻恩爱,也难以消除弥合巨大文化场域进行信息传输的心理涵洞,里面伏着阶级斗争的弦。于是,就像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在长期的“对峙”中,太疲劳、太累,那就只能逃离妻子执政的“主权国家”,——我“出国”了。
                 
委屈:索取回报的焦躁(1)
  当她横刀夺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
  她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
  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
  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
  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
  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
  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划满伤痕
  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的消息
  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
  太委屈还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
  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
  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这是歌曲《太委屈》中的歌词,大概唱出少女失恋时的委屈心态。其实,如果结婚了,还会有新的“委屈”,只不过那时的委屈便于“诉苦”,而不大便于歌唱。
  央视在2005年8月22日《新闻会客厅》栏目中,推出一台很有影响的访谈节目“顾秀莲诠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在场的嘉宾除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以外,还有李慧英(中央党校妇研中心主任)、袁虹(全国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马延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方刚(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师,倡导男性解放的男性)、王海瓴(总政话剧团编剧,著有《牵手》《中国式离婚》等小说)、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宋晓英、王芳(两人是北京培黎大学老师,曾是“春蕾计划”的受助对象)。
  访谈中,主持人白岩松提出这样的问题: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一个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是38 756对,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 136对,由此计算离婚率高达50.90%,结婚两对离婚一对。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另外深圳有一项调查表明,现在的离婚诉讼70%到80%是女性主动提出的,这是说从积极的方面,女性越来越做主了,还是从消极的方面,她受到的委屈太多?请教一下作家王海瓴,《牵手》《中国式离婚》的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些数字?
  王海瓴:我觉得是积极的,首先是《婚姻法》简化了手续,我觉得它这个《婚姻法》之所以简化是来自于民众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还婚姻以本质,它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单位的、邻居的、左邻右舍的,我觉得体现了一种人性关怀,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鼓励离婚,而是说你在结婚的时候要选对,这个挺重要的,选错了,当断立刻就断。70%和80%是女性提出离婚,这个我觉得分三点,但是最重要一点是女性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我如果离了你我都不能活了,那么我就得委曲求全,跟着你活着,我饭都吃不上了,我干嘛呀,我得跟着你活,首先她经济上要独立。还有第二点,女性对感情比男性要挑剔一些,追求完美一些,男的他可以不要感情,不要家庭,他只要事业上成功,女的要挑剔,她不能忍受,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要强,男性是刚性的,女性是韧性的,就是说男性怕孤独,男性宁可有一个烂家维持着,也不愿意像个孤魂野鬼那样自己游荡着吧,但是后两点是人性决定的,最重要的是第一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说女性她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我离了你我照活,我干嘛跟你一块遭罪,我宁肯哪怕少活一点,我也要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哪怕我宁肯不要。我觉得主要是这点。
  作家王海瓴认为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提高,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地位提高了,具备了“我离了你照活”的条件。当然也说明,不离可能活得不潇洒,不完美,所以“我宁肯哪怕少活一点,我也要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哪怕我宁肯不要”。女性选择离婚,是在自己婚姻质量不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然而婚姻质量不高,总体来说是双方的问题。即使在男性“达标”比例太少的情况下,也不能说女性自身没有问题。如果说选择对了就过下去,选择错了就离异,那就有一个对与错的标准问题。众所周知,这种标准是不存在的。所谓“对”的,可能过一段时间是“错”的;所谓“错”, 的,可能在十几年、几十年后被证明是“对”的。“不知是对还是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但没有统一标准,每对夫妇也很难有具体的标准,如果用离婚与否作为“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只能是树立了一种扭曲的标准。白头到老可能是痛苦地凑合,你说是对还是错?如果用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美满作为对与错的标准,依然是难以算清的糊涂账。至于“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乌托邦情节,重新选择不一定完美,选择独身恐怕无法避免感情的残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斯曼的“社会交换理论”至少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解释框架。霍斯曼在解释人的行为,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时,借用了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理论,认为人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投入—产出”的权衡,是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比较,是处于社会交换总体格局中的取舍。当然,霍斯曼是心理学家,他所说的“成本”或“利润”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还包括心理需求角度进行的价值换算。当有两个或更多选择对象时,人们通过价值比较,然后避免价值亏损,追求价值回报与增值。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价值衡量总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可以说,每个人在婚姻上的选择都是一种特定,都是一部自己的原创故事。然而,社会和环境,却为每个人的抉择不断提供着“市场行情”或“参考价格”。
                 
委屈:索取回报的焦躁(2)
  尽管在离婚案例中,女性主动要求离婚的比例在上升,但相对而言,选择离婚的女性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女性在自己的价值衡量中,认为离婚的代价和收益之间,是弊大于利的,或者是带有不确定性而具有风险的。
  那么,就在家庭内部,心理上的比较与换算,就不断形成了一种说不上自觉,却时常发生的心境景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心态上的委屈、憋气、窝火,以及外在表现上的抱怨、牢骚、乖戾、暴躁等等,是一种不自觉的、潜在衡量和换算基础上的“亏损”感觉,是一种至少相对心理需求而言不满足的心理失衡。除了离婚以外,家庭几乎是女性命运航线上“最后的港湾”,是生命朝夕栖息的窝,因而在家庭中、在老公那里将亏损“找补”回来,将回报索取回来,将失衡弥合起来,成为一种“习惯”,在自己的言行中随时绽露,甚至在家庭以外的场景中流露和蔓延。
  或惊涛拍岸,或浪花翻卷,或溪流涓涓,或滴水穿石,总之,只要有机会,我们中国相当多的为人之妻的女性们,总会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将丈夫的种种劣迹、将自己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将心中积郁的委屈和抱怨和盘托出。其中有许多妻子,即便与丈夫并肩进行过艰苦斗争,也会在需要和“适当”的时候倾吐对“一条战壕战友”的种种怨恨。她们倾倒苦水,尽情诉说,一桩桩无可辩驳的事实铁证如山一般印证着自己的旷世奇冤。
  现实生活与完美设计之间、老公表现与心理期望之间的双重差距,本来已经形成失落差。而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差距,使失落差得以强化。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把人类自我实现动机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的,另一类是后天的。而在后天的自我实现动机中,主要是关怀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家庭生活中,关怀的需要当然是双向的。恰恰满足关怀需要的因素,因性别差异而导致满足速度之间的差异——女性在满足男性的关怀需要时一般都立竿见影;男性对女性同样需要的满足却往往姗姗来迟。
  对于夫妻生活而言,“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等速”的反映。女性在恋爱中,得到的关爱多么及时迅速,而且伴随着比行动更加迅速的承诺和誓言。女性一旦芳心成为被移动的奶酪,便会无私地投入、无条件地付出。这样的热情和倾心在新婚燕尔中,就像沐浴阳光雨露的鲜花一样绽放。很快地,她发现老公降温了,其实老公是走进一种战略长线的迂回,在事业和爱情的关系上毅然决然地将前者放在第一位。也许,“我愿为你付出一切”的誓言并没有变质,只是被放进了冰箱保鲜。然而,女人不仅被逐渐唤醒了沉睡的求取回报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随着更为具体繁杂的付出而不断产生着。她们似乎怀疑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那令人沉醉的甜蜜在远离自己而去,这是无法忍受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梦的真实性,为了证实自己投入巨大热情而追求的感情绝不仅仅是一场梦幻,她们迫切需要老公随时随地拿出一种足以让自己相信的证明——证明对方的感情也是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是像自己一样毫无保留的。《婚姻生活的艺术》这本名著的作者赖得斯对女人这种心理需求做了形象概括:她们在求索“投桃报李”。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女人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种随时随地、毫无保留的感情付出,自己小家与父母之爱的比较暗暗地助长着不满和忧伤。
  是罗杰斯说的,关怀和自尊的需要是后天习得的。而这样的“后天习得”,如果说婚前是一种“预习”,婚后则是不折不扣的“实习”。对于这样的区别,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给予理性关注和生动阐述。美国纽约大学的女心理学家苏珊娜·萨尔诺夫把初婚和以后的阶段分别比为“感情的春天”和“感情的夏天”。她认为在婚姻的初夏时期,“爱情不再那么热烈,但是在升华并有更多的内容。”科赫说:“由于联系双方感情的力量,如性感和温情现在经常被疲倦、紧张和孤独感所削弱,由于已找到的生活目标有时候甚至是在违反伴侣的意愿下取得的,所以在爱情问题上也必然会出现争吵。”
  无数个丈夫都在忍受或躲避妻子的喋喋不休、絮絮叨叨。丈夫一般不会像妻子那样细致入微地体察着相互之间的风险或付出,妻子怀着巨大爱心而做出的举动,很可能被丈夫粗心大意地漠视、忽略。当妻子满心委屈、深仇大恨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的时候,丈夫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昏昏然不知缘故。
  也许会有神来之笔般的创意,开设一种专门供妻子们鸣冤叫屈、进而为妻子进行打抱不平服务的机构,这机构也许会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不过在这里从业,必须有很高的素质,手里必须有绝活,否则难当重任。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是说靠公正的法官也难以对夫妻之间的矛盾给以公正的判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精神的问题靠精神解决,心理的纽结靠心理疏通。而妻子们人人心中都有的那本“血泪账”,其实毕竟应当靠自我的心理修养加以调整。
  罗杰斯在提出心理治疗的方法时曾经建议:只帮助患者更好地认识自我,逐步克服自我概念和理想自我之间的不协调。他还指出:“材料是患者所提供的,治疗上是辅助患者接受并澄清他体验到的各种情绪。”
                 
委屈:索取回报的焦躁(3)
  委屈心理浓厚的妻子们算不上心理疾病的患者,否则社会上心理医生会严重短缺。但是罗杰斯的话确实有重要启发意义。
  以下的忠告,至少对于一部分“委屈”的妻子们来说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不要指望现实交易。
  “投桃报李”的心理期待并不为错,但不要指望“现实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应当在夫妻生活的动态、长期过程中去找到心理平衡的机制。衡量丈夫对妻子如何,不要“一事一议”,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每个短期阶段都指望老公对自己有一种平等的、等价的,甚至是增值的回报,这样做有点自寻烦恼。而且,也不要拿对方的回报方式和自己的付出方式相比较,这同样是自寻烦恼。男女之间不仅有生理上的性别差异,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差异,角色意识、思维方式、行为特征都会有差异。如果妻子的要求和想象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差异的合理性,丈夫真的在妻子的指挥下“按既定方针办”,很可能自己的丈夫会不成其为男子汉,而妻子因此而产生的失落感会更加强烈。老公有老公的责任,老公有老公的作用,老公有老公的方式。千万不要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
  记得某部队集中训练,备战演习,时间一长军官们不同程度出现“后院起火”现象。政治部策划组织了“向军嫂致敬”的活动,集中邀请了军嫂。政治部主任指示,此次活动的宗旨是:在不安排军嫂们和丈夫见面的情况下(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见面)赢得军嫂们的理解。军嫂们通过看录像、看图片、与战士交谈等等,了解到自己的丈夫何等紧张艰苦,也了解到他们如何想念和关爱自己的妻子。军嫂们泪流满面,但再也不是委屈的泪水,而是理解、是心疼、是对自己过去种种抱怨的悔恨。其中有的军嫂说:“想不到,我老公简直就是个活雷锋。”
  这个部队政治部是懂得心理学的,他们的工作十分成功。看来,妻子未尝不可采取一种优点相加法来看待自己的老公,用老公身上的优点及其男子汉的精神情操来作为自己心理平衡的良药,这应当说是一种聪明睿智之举。
  其二,不要横向攀比。
  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比,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如别人的缺点,也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别人强的优点。妻子在横向比较当中,如果只拿自己老公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相比,就成了一种盲目的“攀比”。攀比的结果是灰心泄气,怨恨命运对自己不公。
  其实,“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是男人处于浅薄审美观的一种攀比心态,但一般来说限于比漂亮、比性感等等,也不完全当真。女人拿自己的老公和别的男人相比,往往比的比较全面,而且容易当真。如果再加上女人在一起共同对某男进行品头论足,那基本上没有哪个男人可以经得起她们苛刻的推敲。
  “人家谁谁的老公,出差回来给老婆买了好几千块钱的衣服。”
  “上次在人家谁谁家里聚会,全是她老公掌勺,哼,看人家的烹调技艺,比你强一百倍!”
  “哎,你知道现在时兴什么?哈根达斯!那是男人爱女人的标志你懂不懂?人家谁谁每周都要去品尝,你就从来没想过。跟着你真倒霉!”
  “昨天我们同事接到一大束鲜花,是她老公让人送的,纪念结婚五周年。真让人羡慕!”
  ……
  这样的“比较研究”,足以让老公仰天长叹,自惭形秽。可是,有朝一日,和那位自己艳羡不已的女人表示自己对她老公的赞赏,那女人却说:“他呀!别提了,跟你家谁谁根本没法比!我那位是天底下最不懂得疼老婆的一个男人,哪像你老公,公休日从早到晚陪你练车。我练车那阵子,他连看都没看过一眼,就知道每周领我去哈根达斯,连哄带骗地对付我,平时连自己的毛巾都不知道洗。没办法,谁让我命不好,赶上了,自认倒霉吧!”
  须知世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个男人一个模式,妻子的感受最重要。老公是自己的,拿他和别人比,比来比去又是自寻烦恼。
  其三,妻子要增加鼓励性付出。
  妻子充满委屈的同时,丈夫也可能一肚子苦水。有社会学家将夫妻之间的生活划分为两大范围:一是公际性范围;二是表意性范围。公际性范围指经济、家务、实用事项;表意性范围指情感交流、友谊、感情的表达。公际性范围中引起的碰撞、对立、冲突,可以在表意性行为中得到缓解。
  我们经常听到妻子说:“我付出我心甘情愿,可他总是不领情。我需要的不是他也像我一样付出,而是希望他能够知道我的一片苦心,只要不是个没良心的木头疙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其实将心比心,男人也是需要鼓励和理解的。如果妻子的辛苦伴随着唠唠叨叨,丈夫的奉献只能默默无闻,久而久之,辛苦被抱怨所淹没,丈夫感受到的不是温柔和亲情,他会采取逃避,会“惹不起躲得起”。如果能够给丈夫一个敞开心扉的机会,我们会发现,抱有这种“躲避”和“忍让”心态的男人的确不少。反馈是双向的,越是这样,越是让妻子委屈,形成一种非良性的循环。
  社会学家爱拉·雷斯说:“一个人变得依赖另一个人以满足自己的习惯。例如,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告诉他(她)自己的想法、感觉……他(她)开玩笑……满足他(她)的性愿望。当这种习惯期待没有满足时,他(她)就会感到孤独和失意。因此,这种习惯使关系趋于永恒。”心理学家的话更有启发性,霍得华·未勒和保罗·西格尔说:“‘有意识的’和‘故意的’是指每个伴侣可以刻意选择,以帮助另一个人的需要,增强另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和有吸引力的感觉。最初的相互发现和入迷的激情消弭时,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如何使另一个人感到自己有吸引力’。这可以像赞扬那样明显,或者像在适当时给予注意那样令人惊喜。”
                 
委屈:索取回报的焦躁(4)
  当一个女人失去了在表意性行为层面上、在情感和爱意上充分表达和付出的热情的时候,她在感情上追求回报的饥渴,不过是在构成悲剧的音符。
                 
忌妒:阴暗的潜伏(1)
  爱情是排他的,拒绝与他人分享爱情既体现着情感的神圣也标志着人格的尊严。那么,忌妒心理是否因而合理?“忌妒是女人的天性”是否意味着,忌妒之心不能与人性剥离?
  在向娅所著的报告文学《女十人谈》中,有两位主人公的性爱经历和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毕女士是一个想制服男人的美丽女人,她属于敢恨敢爱的热烈型,她说:“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有才华,我爱他。我就是要勇敢地追求他,哪怕他拒绝我。我当时想过,他要是拒绝我,我就死给他看。我念过初中,那时候我就幻想着一种有血有泪、有火有死的爱情。”这位为了爱不惜付出生命的女士在婚后并不幸福,因为她时时受到忌妒心理的折磨。她说:“可是谁能想到近些年我越来越害怕。不知不觉之中,他的世界在扩大。我想完全占有他,但我已不是他的整个世界。忽然感觉到社会开放对我并不好,他在文学界的名气大起来,他好像顾不得我了。他周围尽是那些现代派的时髦女人,那些什么女作家、女诗人、女文学青年,我讨厌她们、恨她们。该结婚的不结婚,结了婚的又离婚……我也专门找她们的作品来读过。有什么了不起,蹩脚得很,就会围着一个‘爱’字转,让人恶心。他整天跟她们在一起能有什么好?”
  毕女士竟对自己丈夫的事业产生了妒恨。
  “他口口声声说干什么什么事业,算了吧!小说写的爱情都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他肯定有了外心,那些可爱的女光棍们!这个念头像毒火一样烧得我浑身颤抖,心一阵阵酸痛。”她说:“我得重新占有他的一切。我要像当初追求爱情那样勇敢地捍卫爱情。我把孩子做掉,我不生孩子,生了孩子我体型会变丑,而且有了孩子拖住我更管不了他了。”
  于是毕女士处处留心丈夫的行动,经常拆他的信、盯他的梢,和丈夫打得不可开交,把丈夫那些异性同事骂得狗血喷头。而且还声言:“如果你敢蹬掉我,我就趁你睡觉时用剪子毁了你的生殖器,然后毒死你!”
  在她的威胁下,丈夫好像真的不敢沾异性的边儿了。可是他越来越冷淡,似乎丧失了性功能。而毕女士说:“就是这样我也心甘情愿。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她的宣言是:“我向他献出了一切,我当然有权占有他!”
  A女士也深深爱着自己的老公,但是当她发现老公另有外遇的时候,表现得十分豁然、大度。当老公心里有愧、十分歉疚的时候,A女士认为:“他爱我,怕我生气伤心,怕失去我,所以瞒着我,这可以理解。如果他不怕伤害我,不怕失去我,他是完全可以不顾我的感受而提出离婚的。”A女士的宽容大度,使老公刮目相看,而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反而产生了距离感。这时的A女士主动对老公说:“她是个好姑娘,聪明好学,人也漂亮,而且我绝不恨她。”
  A女士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表现出博大,我理解他们,他们的感情是真的。”当她听说那位第三者姑娘突然要结婚时,就主动去找那个“情敌”,开门见山地说:“咱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爱那个人?如果真爱我祝福你。但如果你只是为了摆脱目前的处境,那你是蠢人。你要知道这种现状不仅不能毁了我,甚至不能伤害我。但草草嫁人,你会毁了自己。”那姑娘哭着扑进A女士的怀里。
  也许会有人说,A女士会做人,会作秀,这是她的一种技巧,但不可能是出于真心。如果不是真心,如果不是心理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女人真的可以如此压抑自己而工于心计吗?A女士的豁达与大度,可以说不是出于“天性”,但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性自觉。正如她说:“女人之间需要沟通,需要理解,更需要安慰。”昔日的“情敌”成立了家庭之后,两家成为以诚相待、和谐相处的朋友。相反,毕女士看似强烈的“自我意识”,恰恰是失去自我的褊狭与盲目。因为,她的心理体验完全置放在妒火中烧的冲动之上,放弃了对爱情真谛的自我认知和爱情心理的自我调整。她执意要占有老公的一切,并且控制一切,做掉孩子,以威胁恐吓来维护婚姻关系,真的是为了爱情吗?毕女士和A女士,两人究竟谁在经营爱情呢?究竟谁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呢?
  有人说:忌妒之心人皆有之。有人说:爱情是独木桥,是自私、排他而不能分享的,忌妒是排他心理的自然表现。更有人把忌妒当做爱情的标志,认为忌妒越深越说明爱得深。
  忌妒在爱情的幌子下,获得了没有内在支撑的“价值”,就像罂粟花的美丽。这其实是性爱观念上的一个重要误区。
  许多生活指导的书籍不是从心理修养的意义上阐述如何克服和避免忌妒,而是指导人们如何学会对忌妒的“妙用”。我们应当指出:处于人类性爱的欲望和审美的需求,爱情的专一或真诚,与忌妒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爱情的美丽不能掩盖忌妒的丑陋。爱情,无论其结构多么复杂,其中也必然不会为忌妒留下一席之地,忌妒之心与爱情本质上是不相融的关系,尽管两者是那样形影相随、难辨泾渭。历史上和现实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事例来证明宽容、理解是维系爱情的黏合剂,而忌妒之心则是破坏爱情和婚姻生活的腐蚀剂。
                 
忌妒:阴暗的潜伏(2)
  忌妒之心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也降低了自己从较高层次、在较广阔领域与性爱对象充分交流的热情和愿望。忌妒心理支配的种种“独占”行为无法实现精神上、情感上的独享,忌妒心理支配的“排他”行为往往从性爱对象的心目中排除了自己。当女人被忌妒心理所支配、所激发的时候,的确应当审视一番自己是否远离了爱情的真谛,是否还具备一副正常的心理结构去悦纳性爱的幸福与美好。即使真的遇上了一个三心二意、拈花惹草的老公,或者是热衷外遇、拥抱野花的丈夫,那么处于忌妒之心而采取的所做所为能使他回心转意吗?事实证明,那只能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男人也会忌妒,有的男人被忌妒搞得心力交瘁、生不如死,给女人增添了无限的烦恼。苔丝德蒙娜死了,她的美丽、忠贞、贤淑没有为她带来应有的幸福,却惨死在自己所挚爱的丈夫手里。奥赛罗为了得到她曾经冲破层层阻力,充分体现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勇敢。可是恶毒的谗言竟然能够在这样的人心中奏效,那是因为自己的忌妒拥抱了卑劣的阴谋。是的,只要有忌妒的火焰在燃烧,任何情深似海、任何忠贞不渝都会被焚毁,最勇敢最忠诚的男人可以向最美好最可爱的女人举起利剑。也许,熟悉《奥赛罗》的人们很难排除对于奥赛罗“疯狂的爱”给予某种同情,可以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对于人类精神要素中的毒品——忌妒给予丝毫的原谅!忌妒是钻进爱情内部的凶险无比的内奸,是让对爱情无比忠贞的人失去理智、混淆敌我、疯狂残暴的敌人。忌妒和爱情不共戴天,对忌妒的留恋就是对自己的无情,对爱人的残酷。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心灵世界纵容、培育、强化忌妒的时候,就是向自己高贵的人格、向所爱的人、向爱情本质上的美好举起了利剑——这难道不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给人类奉献的永恒而深刻的启迪吗?
  日本著名哲学家三木清在《人生论笔记》中没有对忌妒给予丝毫的容忍,他说:“爱与忌妒有种种类似之处,不过有一点却完全不同,这就是爱是纯真的,与此相反,忌妒则往往是阴险的。”
  平心静气地对一个普通人忌妒之心的产生机制进行温柔的考察,会看到忌妒之心的产生与缺乏自信密切相关。当自信松动、贫弱一分,忌妒就会滋长一分。如果认为忌妒的对象在爱情上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刹那间就使自己萎缩着矮小于忌妒对象面前,甚至以自己的庸人自扰送给对方以鄙视你的理由。而你所爱的人一定会有一种衡量,自己的妻子竟然会忌妒那个女人,是不是那个女人更好、更美、更优秀呢?这种潜意识的衡量,是对忌妒着的妻子极为不利的心理暗示,迅速强化着动摇爱情基础的裂痕。三木清认为:“如果消除忌妒心,就必须保持自信。但自信如何产生呢?自信产生于自己的创造,忌妒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人类创造物质,从而创造自身,这就形成了个性。只有富于个性的人才不会忌妒。”说得相当好!不管一个人自尊心和优越感再强,一旦忌妒了,就是在焚毁自己的自信,就是在放弃生命中那鲜活而动人的创造,就是在丧失那魅力四射的个性。当忌妒不断地在心中滋长蔓延,幸福与美好,还会与生命长伴相随吗?
                 
绝不一劳永逸的“珠联璧合”(1)
  “珠联璧合”——来自古老《汉书》的词汇,本身就是中国古典词汇中的珍珠、美玉。用来喻指美好姻缘,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意味深长,实在是两性结合的美好福音。而这一词汇虽然有阳春白雪之嫌,却不像“万寿无疆”之类被某一类人所垄断——她可以泛指一切男女之间达成的正果,不论金玉之缘还是木石之盟,不论才子配佳人还是歪瓜配赖枣,都可以冠之以“珠联璧合”。其丰富的蕴涵中至少有两点比较突出:其一是说两人般配,是天造地设的比翼结构,半斤八两之间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其二是说两人修得秦晋之好,亲密无间,相亲相爱。
  基本上,结婚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离婚,甚至每桩婚姻的诞生都伴随着海誓山盟的承诺、地久天长的许愿。可是,如果把婚姻这一人生之旅看做马拉松长跑,起跑线上黑压压一大片,真正跑到终点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途中有的跌倒、有的迷失、有的折回起点另择同路,有的如同不能专心钓鱼的小猫,为追逐缤纷彩蝶而东奔西耍,永远顾此失彼。
  事实上,婚姻从诞生的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对当初信誓旦旦的“背叛”,生命体、连同精神个体的残缺与不足,都开始“莫名其妙”地变戏法一般从一件件道具中露出头角。彼此好像卸了妆的演员,热情在期望值曲线上,从兴奋点狂欢跳跃的高峰处,开始了失落差所牵引的下滑。那么,在低谷等待的,将是失意、淡漠、无聊、厌烦,甚至是仇视和敌意。
  “辉煌”的蜜月期,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虚构对彼此“最佳展示”的联姻,是彼此的期许与彼此的承诺之间热烈亲吻而激发的一场“婚礼”。
  其实,谁也没骗谁。许多生活指导的声音,将原因归结于锅碗瓢盆的现实生活冲洗掉恋爱期的浪漫,但心理上的原因或许更重要。两性在全方位、近距离体验对方之后,发现了更多的真实,期望值与实现值之间的落差,便是失意。调整自己、适应对方是新的课题,可是缺乏勇气与创意的心灵可能会茫然而无头绪,迅速导致心灰意冷。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男性一方不是反思自己,而是哀怨对方,在“受骗上当”和“遇人不淑”的感叹中积聚其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
  随着社会开放,人们“自我意识”有了一种似醒非醒的兴奋,为了维持一纸婚书而委屈自己的人减少了,许多对婚姻状况不满者宁愿选择改弦更张,在斩断“连理枝”时不会因昔日的温馨浪漫而心慈手软。婚姻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神圣的契约,“双向选择”似乎是契约中暗藏的心照不宣,尽管契约只是无言的“君子协定”,而且其中并没有随时离异的条款。总之,“珠联璧合”早已失去所谓一劳永逸的“定终身”的功能。
  婚姻的暂时性、短期性、动荡性自有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而心理因素或许更直接发挥作用。
  两性结合使男人走向女人的深处,他面对女人的同时也将看到女性明眸中的自己,轻慢女性标志着自己人格的不成熟。在恋爱——婚姻的过程中,男人的性别特征与心理机制经常相互作用,由此派生的行为互为因果,对婚姻质量及其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
  有类男士在恋爱期表现高度亢奋,在一种“狩猎”心理驱使下追逐女性,把爱的呼唤变调为势在必得的呐喊。像猎犬追兔子紧盯不放,不管肥瘦,捉住再说。此时若有个把情敌更能激扬斗志,无形中将君子好逑变为满足成功欲的拼搏。情固然是激情,但并无美感可言。这就大大偏离了两情相悦的神髓,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猎犬没看清猎物就玩命去追,只因有其它的犬也在追。待猎物到手,才发现这兔子也就那么回事,于是激情立即从沸点降到冰点,其速度之快不亚于当初激情升温。
  曾有这样一段社交轶事。某男C君出席一场晚会时发现N女,彼时舞场上灯光暧昧人影绰绰,N女显然色压群芳,众男士趋奉争先恐后。C君不甘落后,跃然而上,争得与N女一舞后,携其离开众人,来到一处安静的角落。朦胧星月,微风轻拂,N女更显得妩媚动人。C君与绝代佳人单独相处,禁不住热血沸腾,呼吸急促,立即献上一颗滚烫的心,借月光遥指远处雄伟的轮廓:“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大山一样!……”
  N女被感动,欣然赴次日之约。C在阳光下再见N女,大吃一惊,竟发现昨晚那朦胧中的美女换了人一般,国色天香荡然皆无。缺点暴露,风采锐减,在C男眼中对方似乎举止也粗俗了许多。N女依然沉浸在被煽起的炽热感觉中,提起那“山盟”,C男只能闪烁其词:“我是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像山上的小树一样还需要培养。”
  与婚前的盲目冲动相反,相当一部分大丈夫在婚姻的摇篮期表现得惰性十足,像骄傲的将军刚刚结束一场获胜的战役,终日躺倒在婚床上打盹养神。他们把这新的开始看做一种功德圆满的终结,到手的“珠联璧合”似乎给了自己一劳永逸的资本,严重忽略了家庭初建对开创新生活的必然要求。他们根本想不到此刻是婚姻模式选择和确立的重要时机,就像李自成进入北京忘乎所以,只顾弹冠相庆。
  两性从相识、相知到结成连理,完成了人生的一个段落,其实是开始另一层意义上的孕育——健全的理想的婚姻关系。这本来需要当事人付出更多的热情、耐心和智慧,其复杂与重要绝不亚于求偶。
                 
绝不一劳永逸的“珠联璧合”(2)
  在中国,“嫁过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男”“好女二茬不值钱”等等传统观念助长了男人“一劳永逸”的心态。女的,无论多么高傲,一旦嫁人就基本死心塌地;男人,无论追女人过程多么艰难,一旦追到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男女不平等其实就在结婚的刹那间也体现得很充分,男的是大获凯旋的猎手,女人是俯首就擒的猎物。可是,如今起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大城市当中,女的主动提出离婚的越来越多,足以让男的警钟长鸣。原来,新婚燕尔是进了新的考场,需要“继续革命”。这就对了,假如女的甘愿抱残守缺,至少可以将低质量的婚姻维持下去;但如今内心丰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又具有向城外突围的特别勇气,随时可能做出“休夫”的壮举。男人,必须考虑自己的魅力能否长期保持或有增无减,足以让充满活力的女人与之厮守一生。
  的确,有许多男人一旦被老婆炒鱿鱼,便痛苦得昏天黑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根本想不到裂痕可能始于妻子的第一声叹气,或自己虽然发现也懒得理睬的第一道幽怨的目光。
  相对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是相当温和的,从未采取过抨击或仇恨的方式,女性在自身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男性认识的不断修正。众所周知,仅以择偶条件为例,几十年间女人的标准就变了一圈。嫁军人、嫁干部、嫁劳模、嫁工农、嫁英雄、嫁学者、嫁个体、嫁大款、嫁老外……姑且不论其价值取向的是是非非,仅以能在动态社会中考察男人这点来说,女性是聪明的、与时俱进的。尽管前些年女性“寻找男子汉”的呼唤着实让华夏男儿愤愤不平了一番,但其中那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女性将评估男人的标准作为“变量”而不断修正、调整,对男人的“改革开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男人呢?男人看待女人的眼光和标准几十年一贯制。哪管你女强人冒出来了,老板站出来了,女白领抖起来了,女明星更加耀眼夺目了,女博士、女干部、女警察越来越多了……哪管你女性的消费模式变了,审美观念变了,生活情趣变了,价值追求变了,交往范围变了,社会地位变了,经济实力变了,职业结构变了,学历素质变了,气质风度变了……你再千变万化、花样翻新,我“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万变不离其宗”,死活只认一条:看你长得漂亮不漂亮!最多再全面点:美丽温柔。就这个,还有吗?没啦!
  你女的不是追求吗?不是提升吗?不是解放吗?不是跟上时代步伐吗?那都没用,我找的是老婆,老婆就要好看的、贤惠的——气死你!没脾气!
  请看男士的征婚启事录:
  “觅25岁以下,165米以上,秀气端庄的女子……”
  “觅165米左右,健康、貌美、温柔善良者。”
  “觅五官端正、健康、善良、能料理家务者。”
  “愿与有教养、修长、秀美之女子共享人生之风光……”
  三十年前什么样,现在“涛声依旧”。儿子征婚,老爸当参谋,除了自我介绍部分大大变化,求偶标准部分老爸当年的语言基本可以克隆,父子之间在这点上没的说,心灵相通。
  很多进入婚龄的男子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也不曾想明白“爱自己”和“自己爱”的女人有什么分别,他们很容易被偶然进入视野的女性所吸引,一旦关系夭折,又会转向另一个吸引自己目光的女人。此女与彼女可能在人格上有天壤之别,男人并不在意。在男人心目中,这是又一个青春、美貌、可以唤起热情的实体。可以这样讲,多数男人在择偶中注意的是女人的共性而非个性。由此产生的爱情,很可能是男人对女性的爱而不是对某个女性的偏爱。这无疑会导致许多美丽的误会。
  既然欣赏,并据以联姻的,是对方作为女人的共性魅力,也就意味着任何共性携带者都会对你有吸引力,谈不到非谁不娶。如此,婚姻必然缺乏心灵的契合,也很难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因为,女人的“共性”魅力一般具有共性的年龄依赖,而只有个性的特征才可能随岁月推移向心灵深处渗透,在心心相印、终生相伴的生命旋律中奏鸣。
  珠联璧合易,白头偕老难。记得有位美国心理学家说过:“一个对我们的喜欢逐步增加的人,比一贯喜欢我们的人更会使我们喜欢他。”“一个对我们的喜欢逐步减少的人,比一向不喜欢我们的人更不受我们喜欢。”
                 
从“阴盛阳衰”到“气管炎”(1)
  “阴盛阳衰”古已有之:唐代武则天称帝号令须眉,宋朝杨门女将十二寡妇西征,大清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都在一定程度上有阴盛阳衰的意思。“气管炎”(妻管严)也不纯粹是现代的产物,母系氏族社会就不必说了,仅两千多年文明史见于史册的就五花八门。汉代“燕啄皇孙”,赵飞燕对皇帝性生活的“严格管理”可谓到位,搞得一朝天子在自家宫闱之中的私生活只能“偷鸡摸狗”。若有哪个宫女怀上龙种,被赵妃知道定会斩草除根,这叫管出“权妇之威”;《红楼梦》中“河东狮子吼”夏金桂把呆霸王薛蟠收拾得服服帖帖,可谓管出了“妒妇之悍”。
  有这样一则古代笑话,说的是某公学而优则仕,被派驻某地为官。新官上任,该县太爷头一把火是召来三班衙役,为的是求证他心中的多年疑惑。只因该官素来畏妻如虎,今已为官一任,迫切想了解其他丈夫们家中境遇,指望从中得到借鉴。群雄来到,按县太爷号令,惧内者站到东厢。忽喇喇一阵过后,东厢人满,原地仅剩一人。虽然不悦,心中倒也窃喜:总算有一神勇之士,竟能傲然屹立于不惧内之境地,如此胆魄过人,敢不请教。不想该独立者答曰:“小的不敢随众,概因老婆有令:人多的地方不许去!”
  阴盛阳衰,是一种并非科学和严谨、带有想象色彩的概括,其实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没有什么改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且恰恰是因为男权,女性的“喧宾夺主”“反客为主”更显得扎眼。然而从特定角度来看,从古代的“惧内”到今天的“气管炎”,向母系社会的“返祖”现象,倒是十分耐人寻味,从心理层面来说,男性对此现象的自审反思也很有价值。
  时下,不但有人以“气管炎”互相调侃,某某淡然承认自己患有“气管炎”,更有人直言不讳、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就是“气管炎”,宣称“怕老婆是男子汉的美德”云云。此等现象,从社会心理上来看似有以下原因:
  其一,随着社会开放所带来的视野拓宽,男人变得开朗坦率,不仅勇于承认以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而且眼光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将女人地位的相对提高看做是自己的耻辱。
  其二,两性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女性在社会上总体地位的提高、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文明的氛围里更加受到尊重,更多的家庭已不可能固守“男尊女卑”的防线。
  其三,女性优势和男性优势的互补机制,在家庭形象中显露。女性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交际层面的提升,使她们不可能“围着锅台转”,不可能只是“贱内”“拙荆”“屋里的”“我家做饭的”,既然如此,她们的形象如何实际上已经纳入社会对男人总体评价的眼光之中。“夫贵妻荣”“妻以夫贵”的观念阵线已被突破,“妻贵夫荣”“夫以妻贵”的观念早已升温。甘当“气管炎”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对于作为自己妻子的女性之优势的一种炫耀,不仅不丢人,还可以滋生一种美滋滋的骄傲。
  其四,甘当“气管炎”,也是对家庭中职能分工的一种聪明的“小计谋”,即对于妻子在“管理”中付出精力和辛苦的一种默认。家庭中的“董事长”和公司的老板不一样,做妻子的在“掌权”的同时其实也在很辛苦地“管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认了,我服了,也就包括我更轻松潇洒了,何乐而不为?许多“气管炎”,是假懦夫在轻而易举地摆脱一些尴尬,这是男性的智慧利用了男性的“悲哀”。
  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来看,华夏女子在国际赛事中频频扬威,着实让大男子英雄气短,女恺撒们接受着众男伴无奈颤抖的朝贺。虽然,舆论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然而社会领域相对的“阳衰”无形地演化成男性在家庭地位和个人自尊上的衰势。
  除体坛之外,也有许多女子“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的行当。女总裁、女老板、女科学家、女博士、女作家、女演员等等,有的刚一崭露头角就令须眉相形见绌。至于经济收入,已经有不少家庭妻子扬眉吐气而主外,丈夫甘拜下风而主内,“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收入低于老婆造成的心理上的衰微,靠壮阳药物无法重振雄风。
  以上是大环境的初步关照和粗线条的扫描,但是具体到每个男人,在“气管炎”的问题上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有的平庸男子,只服社会上的同性的“强者”,对领导窝窝囊囊,唯唯诺诺,只能顽强地退守家庭这一块“最后的阵地”,毫无退路地表现自己“男权”气概,因而“窝里横”,死活不服从老婆的领导。这是一种潜在的阴盛阳衰,看似一条龙,实为一条虫。所以大丈夫不一定真男子汉,“气管炎”不一定非英雄。
  每个特定的丈夫所遇到的“管”完全不同,而男人本身不同的心理动机和需求档次也带来大相迥异的家庭关系。因而男人做“气管炎”的心态亦可大致分类。有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厚重,早在古代已有先例,很可作为参考。比如明朝的谢在杭,就做出如下的分类:“惧内者有三,贫贱相守,艰辛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也;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这位古代“心理学家”进一步分析道:小人怕老婆,是怕老婆的厉害;聪明人怕老婆,是因为爱老婆;穷人怕老婆,是要靠老婆养活;有钱人怕老婆,是怕烦偷安;老婆虽丑而惧怕,是因为老婆能持家;老婆刚过门就怕了,是惑于床第之欢;有孩子而怕老婆,是顾念孩子;没孩子而怕的,是想生一个。——这种分析虽然有点简单化,但还真有道理。
                 
从“阴盛阳衰”到“气管炎”(2)
  其实男人调整心态,完全可以视女人不同的管而不同。女人之管男人,就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高水平的“善管”,人家的确更加敏感地置身于市场经济,甚至在知识经济到来之际亦是弄潮者,思想新颖,知识丰富,感觉到位,接受这种夫人的管理,不仅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受益匪浅。比如有的男人一心当官挣钱,投机钻营,疲惫不堪,家中贤妻就淡泊明志,高瞻远瞩,心态更加平静,追求生活的祥和,在对丈夫的管教中使之避免利令智昏,女人这方面的高手可以自豪地宣称:“用女性智慧修正男人的偏差!我丈夫心里明白,要不是听了我的忠告,他哪有今天的成功!”这真有点像“自由女神引导我们飞升”。这样的男人实在幸运。
  第二种是出于爱的“严管”,安排老公的衣食住行,甚至控制作息时间,强迫你洗澡理发换衣讲究卫生,还要吃蔬菜注意营养搭配,买东西防止假货,花钱不要大手大脚,不抽烟少喝酒……以及从麻将桌上揪着耳朵拽回家。此等女人这样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不管住男人他能成宿不回家!”真理在人家手里,你没脾气,一旦憋不住恼怒一把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还得事后检讨。
  第三种是出于防范的“监管”,这个有点不妙,限制零钱限制时间查看手机甚至跟踪刺探,足以使男人色胆萎缩,与其他女人发乎情而止于礼。受监管者只有长期证明自己“清白无辜”,才有希望使对方放松警惕。
  “气管炎”(妻管严)现象有不同的版本,在各家那部经书里有不同的戒条。然而,朝夕相处的夫妻之间不能完全靠社会上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来调整关系。而在夫妻生活中那微妙的心态互动更是旁人参不透的禅。因而,既然老婆有管的热情,有管的精力,有管的水平,有管的手段,就让人家管去。被管得难受巴拉、胆战心惊;还是被管得舒舒服服、甜甜蜜蜜,关键还在自己。当个“大丈夫”不一定就不是小男人;当个“气管炎”就不一定不是男子汉,说不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滋润出别样的阳刚雄风,活出一份格外的自由和潇洒。
                 
谁敢当姑奶奶的“博士后”(1)
  一个团级干部的女军人,她的老公一般来说至少是团级以上,中校嫁中校已然不多,中校嫁少校、大尉中尉少尉实属罕见;中校嫁上校、大校或更高属于正常现象。如果该女团级干部的老公不是军人,那一准儿是处级以上干部、名腕、副总以上企业家、高收入的款爷、有中等以上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等。总而言之,其老公不管职业如何,也就是说不管是美元、是马克、是法郎、是泰铢,必须通过“汇率”比价达到等值或高值方可实现“兑换”。说通俗一点,必须是在身份或地位上能“罩住”该女团级干部的男性公民。
  不管你信不信,“官本位”社会的秤砣或天平在女性择偶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可能潜在,但绝对重要。
  也有特例:某女老板结婚时,两人平起平坐,而且老公因长得帅还略有优势。但经过八年抗战,该女已身价千万。众所周知的是一切管理打点公关谈判等等都是该女之功,老公越来越相形见绌,形成了男的在身份地位上“罩不住”的特例。这事很说明问题:一般特例的形成与择偶无关,而是“历史上形成的”。然而,即使如此,特例也会被抹平——女老板从一把手的位置上让贤卸任,“举贤不避亲”地让老公荣升董事长,虽然自己是总经理和法人代表。于是特例消失,回归正常。当然,董事长的主要任务是钓鱼、参加高尔夫球俱乐部等等,并且不参与管理,尤其不能参与决策,用女老板私下的话说:“他一掺和准出错儿!”经过公司格局如此的人事变更,实现了“我老公比我强”,完成了家庭格局的“正规化”建设。
  如果说女军官、女干部、女老板等等会有“历史上形成”的问题,女博士面临的可基本上都是择偶问题。因为她们一路刻苦学习下来,在博士学位拿到手之前真的无暇顾及终身大事。可一旦博士帽遮住了青春的发髻,发现自己不光是跻身高知行列,而且也加入“大龄女青年”的阵容。
  难道我不是更有知识、更有内涵了吗?难道我不是在“秀外”之锦上又添“慧中”之花吗?我芳容未蜕、倩影依然,难道不是增加了“内在的魅力”吗?哈哈……梦醒时分,方知岁月跟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叫做幽默的残酷。博士帽高悬着天道酬勤的真理,男人们却用敬而远之、退避三舍演绎现实。啊,自由女神一路打拼,却没有引导男人们“飞升”,本来完全可以不乏追求者,至少是个排级、连级基层指挥员,如今回头一看,虽然“升迁”,自己却成了光杆司令。
  网络甚至出现这样的新闻:某位女博士意识到自己已经“沦落”到大龄独身一族,毅然征婚,但为了提高成功率,刻意掩饰了自己最大的“缺陷”——博士身份,在婚介机构,只递交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没有抵消她在其他方面的优势,终于找到了意中人。一年后,大概女博士觉得双方情感已进入稳定阶段,才暴露了自己的“身世”,男方竟然惟恐避之而不及,甚至分手后还不忘到婚姻介绍所,责怪他们当初没有把好关,让自己受骗上当。
  有一种调侃的说法:人类的性别划分为三类——男人、女人、女博士。这说法够损,不仅将高学历的知识女性从女性中“分离”出来,而且还降低一格,成为既非男、亦非女的“第三性”。一位女博士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将女性高学历者所遭受的妖魔化总结为“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有记者报道说:“在一些高学历人士征婚活动中,报名登记的女性要远远多过男性;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忙着为自己正在读硕士、博士的女儿找对象。在婚姻介绍所里,男士们往往对女硕士、女博士望而却步;一些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不得不一再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也有不少三十几岁的女硕士、女博士坚持不降身价,成为婚介所里的老大难。”
  关于高知女性择偶难的问题,笔者将另文发表忠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男性遭遇了一种挑战。
  所谓婚姻生活中的共同语言问题、家务工作分工问题、自居子女教育问题、妻子是否贤惠问题、性格磨合问题、情趣爱好的调整或互补问题、性生活的协调配合与审美问题……其实在所有的夫妇之间都是存在的,因此所有这些问题虽然各家念各家的经,但从宏观来看,是共性的。也就是说,娶个女博士做老婆与娶其他女人做老婆,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原则区别。“博士特色”可能会在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但女博士也是人,也是女人,女博士把精力过多放在了学习打拼上,拿学位过五关斩六将都过来了,一旦进入家庭,面临为人之妻的“考试”,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总之,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你没娶女博士,所遇到的问题不一定就比娶了女博士要少,解决起来也不一定就比娶个女博士简单容易。
  至少相当一部分男性,是脆弱的心理难以承受咄咄逼人的“巾帼博士”的“势”,那顶博士帽本身不会有什么重量,秀发轻举,但或许真的成了男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敢成为相对强于自己的女性的“配角”;不敢在世俗目光的审视下自甘“社会地位”的低下。社会发展到今天,女博士(女秀才)出现了,人们才发现,传统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戒条,在束缚压抑女性追求知识、才华的同时,也将男性的阳刚与雄健之气冲淡了、压扁了。此时暴露出来的男性在高知女性面前的懦弱,同时也暴露出传统“阴阳协调”中的一个秘密:原来,所谓男的比女的强,不是真的;只是由于女的弱,才显出自己的强。如果女的真的强了,男的就只能逃跑。
                 
谁敢当姑奶奶的“博士后”(2)
  面对女博士,最实质的挑战在于:你敢不敢、有没有魄力和胸怀,有没有心理承受力接受一个高知女性做妻子。你有没有胆量或豪气,接受一个学历比自己高的女性做自己的生活伴侣。你能否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别人眼里,在世俗的目光下,你容忍、默认老婆“比自己强”。
  知识的殿堂之所以更美,是因为纯金的镶嵌已经不再是虚荣的点缀。女性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随着付出实在的艰辛,已不再需要虚荣的回报,因为耕耘本身已经比选美大赛更严谨地锻铸了巾帼风采。女人更潇洒地抛弃虚荣的时候,男人难道还需要世俗的“虚尊”吗?拥抱她,你张开的也许是更宽阔的胸襟、更强壮的臂膀、更深沉的雄风!
  当“弱者”已经挑战“弱者”的心态时,“强者”的回应只应是“强者”的自信。强强结合,是提高竞争力的法宝。
  其实,只要有一次,你的博士老婆挽着你的胳膊,靠着你的肩头,迈着盈盈款款的脚步与你同行,那就是她比博士论文更精彩的宣言:看!姑奶奶我嫁个老公是“博士后”!
                 

发布时间:2011-5-31 11:53:37 阅读:10062次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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